中央这个工作规划，不仅是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大举措，而且对于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进一步推进政治民主建设，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在“报喜不报忧”的官场恶习持续至今的语境中，要官员们都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只怕不那么容易。一纸“规划”或许不足以让某些为官之人对舆论监督产生必要的敬畏，当然更休言充分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表达权了。因此，如果不辅以相应的惩戒制度，“规划”的精神恐难真正落到实处。

    比如，对已落马的贪官---湖南郴州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那样的“新闻灭火队长”，哪怕他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也应该进行严厉的行政问责才行。（2008年第1期《检察风云》：《“三不准”宣传部长樊甲生》）否则，地方政府对舆论监督的抵制，只会有恃无恐，愈演愈烈。

    又比如，对以涉嫌诽谤罪为由，派遣公安干警进京拘捕女记者的西丰“县官”，仅仅一撤了之，而不进行司法问责，显然难以彰显舆论监督的震慑力。

    所以我认为，在新闻法目前不太可能出台的前提下，似有必要修订公务员管理条例和党员处分条例，增加相应的惩戒性条款，对那些颠倒黑白，欺上瞒下，粗暴干扰舆论监督的党员领导干部，均以违反党纪、政纪论处；对其中因封杀舆论监督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则理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