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往不同，这一次明星打娱记事件，大部分舆论是倾向李亚鹏的。我想这倒不见得是因为大家觉得李亚鹏打人有理，而是因为大家觉得娱记的做法太过分。疯狂地追拍一个两岁的女孩，而且还是刚刚做过整容手术的女孩，这种做法不仅冲撞了李亚鹏的底线，相信也冲撞了大部分人的底线。人们很难对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下作行为予以谅解。

    也有人发出了更为冷静的声音，认为李亚鹏的做法不妥，面对娱记的纠缠，应该诉诸法律而不是诉诸暴力行为。冷静地处理问题，总是比激动和冲动地处理问题要好得多。有人还谈到了明星的修养、法制意识等等。

    可我以为，评价李亚鹏的行为，不能空谈冷静。谈什么都谈理性，肯定永远有道理，但请不要忘记：人不是机器，在理性之外，人还有血性。有的时候，没有血性比没有理性更可悲。

    我认为，李亚鹏虽然没有理性地选择法律手段，却选择了一个父亲应该做的事。

    在谈论别人女儿的时候，许多人总是大言不惭，大谈什么合理合法、有理有节，因为受到伤害的不是他们，他们就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痛。

    但是，如果真的设身处地替李亚鹏想一想，哪个父亲在那种情况下会不动怒？看着记者贪婪疯狂地对着自己的孩子狂按快门，我们有几个人会想到，应该借助法院的力量来制止记者的恶意行为？我们有几个人会优雅地保持风度，用外交辞令警告记者，然后坐视记者对弱女的欺凌，冷静地等待诉诸法律？

    我想用一个更形象的例子，会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看到狼把嘴伸到羊圈里的时候，通常会想到去找猎枪，但我们看到狼把嘴伸到婴儿的襁褓里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会想着去找猎枪吗？如果狼嘴伸入襁褓，我们还在那里摇头晃脑地忖度：我们应该有人的风度，应该用人的方式解决这一危机，那我们会像东郭先生一样被人嘲笑。

    作为一个公民，李亚鹏打人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采取断然措施及时制止了娱记对两岁女儿的进一步伤害，他是一个让人感动的父亲。在特殊情况下，一个父亲应该做的和一个公民应该做的有可能不完全一致，这是一个伦理学上的基本事实。孔子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是一个感情问题，虽然法律拒绝感情因素，但感情却是道德的一个坚实基础。所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情之所钟正是我辈。”没有能力从感情上理解李亚鹏的行为，却摆出一副冷静客观的法学家的姿态指手画脚，除了昭示自己的冷漠，卖弄人人皆知的法律常识之外，其实毫无意义。

    法律并不能完全约束道德方面的事情，这也是法理上的一个基本常识。在狗仔队的道德废墟上，法律并不能及时制止狗仔队对两岁幼女的基本尊严和权力的践踏。对此，李亚鹏该反思，社会舆论乃至法律都应该好好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