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我国已运用20年，与贪污罪、受贿罪以及挪用公款罪一道，构成了我国刑法打击腐败行为的基本框架。尽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般都会伴随着贪污受贿罪出现，但其量刑却远轻于其它罪项。按照刑法条文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就可以判处死刑；而几百万甚至上亿元的“财产来源不明”，最高却只能判5年有期徒刑。因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很多时候就成了贪官的救命稻草。

    这样的例子信手可拈：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有关部门查处其受贿金额总计3152万元，另有960.75万元财产来源不明；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被检察机关指控受贿价值367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812万余元人民币、4万余元美元；最近开庭审理的海南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因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800余万元、另有共计折合人民币8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

    按理说，这些巨贪们都难逃一死，但法院的判决却常常出乎人们的预料，太多太多的大贪官借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死里逃生”。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当前相当多的腐败分子似乎不约而同地患上了“健忘症”，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都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个“筐”里装。因为老实交代了就是“受贿”，最高刑罚是掉脑袋；装糊涂想不起来则是“来源不明”，最高刑罚就是蹲5年牢。

    这些迹象表明，在当今反腐败更加尖锐的新形势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一罪名量刑标准的自身矛盾和缺陷开始凸显，不仅愈来愈难发挥惩治腐败行为的作用，而且在很多时候成了腐败分子逃脱贪污、受贿罪处罚的“救生圈”和“护身符”。最近几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惩罚过轻，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抨击的焦点，建议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标准的呼声日高，甚至成了近三届人大代表接力呼吁的一个话题。

    此次刑法修正案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从5年提高到10年，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与国际上严厉打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和贪污腐败的趋势相吻合。对于类似情况，美国规定处5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新加坡规定刑期不超过10年；印度规定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文莱则规定处7年监禁。我们在这方面向全球最高标准看齐，较之过去，其“防火墙”作用将更加明显。

    在我看来，官员除了合法的工资奖金以外，再有额外的说不清楚的钱都是不合法的，本质上与贪污受贿没有差别，只有依法严惩才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如果在“数额特别巨大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后，再增加“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来一个“上不封顶”，并处“没收全部财产”，让罪犯在经济上占不到便宜、倾家荡产，或许更符合国情，更顺乎民意。如此，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巨蠹们即便“想不起来”，也照样可以把他送上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