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法律案，与百姓生活关系颇为紧密。其中受到密切关注的是：进行三审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草案，删除了对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电、气等资源性产品实行累进加价收费制度的规定。（8月25日新华社）

    整整一年前，首次提交审议的该草案就规定，国家要实行累进加价收费制度，这在当时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所谓累进加价收费，就是“阶梯式价格”，用量超过一定额度后，单价随之上浮，即“超得越多，价格越高”。全国许多地方还开展了试行实践。这个“累进加价”的方法，引起很多争议，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尤其是操作层面麻烦很多。比如，怎么样根据每户家庭的不同情况，合理地确定其用电、气、自来水的基数？如何因地制宜合理地确定累进加价的幅度？这些都很难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低收入水平的家庭，对加价承受能力弱，即使加价幅度不高，也可能影响基本生活。所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之后，建议删去这个规定。这个考虑，我觉得是一个使法律具有“人的温度”的考虑。在目前CPI持续增高的大背景下，在普通百姓普遍感到生活消费的压力越来越大之时，在骆驼背上每加一根稻草都要慎重又慎重。法律在本质上是为公民服务的，它需要“人的温度”，不可脱离“百姓”这个标杆尺度。

    许多具体性的法律法规，都是阶段性产物，它可以超前，但总体上要与一个时期的社会相适应。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原本名为《循环经济法》更名为《循环经济促进法》，就切合“阶段性”的实际。重视废物再生利用、重视资源的高效利用与节约使用，这些立法意愿都很好，但目前确实还处于“促进阶段”，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百姓家里用的水、电、气，是生活必需品，每天都断不得；相比之下，生产性的，以及单位集体性的用水、用电、用气，其实有更大的节约空间。生产性的节能，更应该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在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三者中，毕竟前两者对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大。

    早些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的是生活用电等资源性产品“累进减价”收费制度，也就是说，你用得多了之后就给你减价优惠，鼓励你多用电什么的。这里一个前提是，人家资源性商品很富裕，当电多得用不了时，商家鼓励你多用，自有道理。现在时代大大的不同了，资源稀缺几乎成了全球性的大问题，节约能源也成了共识。我们决不鼓励浪费，但我们也必须充分考虑低收入水平家庭那“骆驼背上的稻草”。

    用价格杠杆抑制消费，这是有效用的，比如超市塑料袋实行收费之后，总量上必然会减少，这样既节约能源，又有利环保。不使用塑料袋这不难，因为有反复使用的环保袋可替代；而百姓家里所用的水、电、气，那几乎是不可替代的，谁都不愿意回到河里洗衣、蜡烛照明、柴禾做饭的时光。所以，如何在节能环保和生活负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是立法时所必须考虑的；这方面考虑充分了，那我们的法律就会更具有“人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