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停征利息税有助于缓解长期存在的“负利率”现象。去年以来，我国物价涨幅有所加快，而受国内外环境影响央行加息空间受限，我国连续十几个月出现“负利率”现象。以今年7月份为例，该月CPI同比上涨6.3%，按一年期存款利率4.14%再扣除5%的利息税，居民一年期存款实际要承担2.37%的“负利率”。这既影响了居民的实际财富增长水平，又扭曲了资金配置价格，加大了资金监管难度，因此必须尽早扭转这种情况。如果停征利息税，相当于给老百姓带来加息0.2个百分点的收益，一定程度上缓解“负利率”水平，并避免加息可能给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

　　其次，停征利息税有助于增加居民实际财富，刺激消费。受物价上涨和资产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居民财富缩水现象明显，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受通胀影响更为严重。这种情况下，政府减税让利的措施不仅有助于增加居民实际收入，还能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我国开征利息税的初衷之一正是挤出储蓄，促进消费。但随后几年我国居民储蓄总额仍大幅增长，一直到2006年楼市股市火爆才发生改变。这说明，我国居民储蓄的谨慎动机比较强，对储蓄利息进行征税的收入效应超出了替代效应。而征收利息税后，储户的实际财富有所缩减，不少人倾向于存更多的钱在银行积攒利息，挤出的储蓄也更多地流向投资而不是消费，这也是当年刺激消费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经济学研究表明，促进消费真正有用的是增加居民实际收入和增强收入预期，目前降低个人所得税无疑属于增收途径。

　　再次，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尽管富人缴纳的利息税更多一些，但利息税在我国并未起到有效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主要是由我国的税制特点决定的。目前国际上普遍对利息税实行累进税率，对储户不同利息收入按照不同税率征税，有的国家还规定低收入者可申请免征利息税。但我国实施的是固定百分比的比例税制，税收累退性明显，收入调节效果大打折扣。而且，我国利息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定期储蓄存款的利息，而定期储蓄的基本群体是中低收入者。在当前我国税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存款大户还能通过多种手段逃税避税，更加剧了税负的不公平。

　　此外，停征利息税也具备可操作性，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授权国务院可以自主停减征利息税率，调整利息税不像调整个税起征点等议案要再经过人大审议。停征利息税对国家财政收入会有一定影响，但在去年大幅降低利息税后，预计今年全国利息税收入只有100多亿元，在上半年财政收入已逾4万亿元的条件下，财政方面完全可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