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红究竟说了什么？从相关报道看，是中国人能够普遍接受的真话、实话，比如，“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大”，中国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

　　从表面上看，这是西方新闻自由双重标准的一个典型例子。可实质上，它反映的是目前西方的舆论环境。张丹红本人就认为，正是在外部势力的巨大压力下，“德国之声“对她的态度才发生了转变。显然，这不只是新闻自由的原则冲突，更是理念的冲突。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已经不是张丹红讲的是对还是错，也没有人关心她说的是不是真话，而是这样一个在德国媒体工作的的华裔人士怎么能说出如此亲华的言论。更何况，她的话从根本上颠覆了德国人对现代中国的“主导理念”。

　　“德国之声”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长期以来，为什么在西方批评中国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而对中国现实的一些真实反映又往往会受到排斥。按照传播学的理论，媒体可以通过选择话题来影响受众，但是媒体又必然会受制于多种社会因素，特别是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受众心理。正是西方受众对中国的传统看法和所谓的主导理念，在深刻地制约着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倾向。

　　我们相信，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之外，大多数西方人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善良的情感。但是，他们当中很多人长期受西方媒体的影响，无法理解中国的发展，很难接受一个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真实中国。在如此舆论环境中生存的媒体也就无法客观地去报道中国的发展，他们有选择的报道反过来又加剧着受众的偏见，由此形成了一种封闭式的循环。

　　曾经访问过西藏的芬兰学者艾瑞克·格兰奎斯特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西方媒体宣称中国封锁消息，任何有关拉萨动乱的消息都传不出去。我对这种明显违背事实的说法非常愤怒，无法忍受这些有关中国的不实报道。因此，尽管我不是记者，我还是撰写了这篇文章。我将这篇文章和另外两篇类似文章一道通过电子邮件传送给了三家西方报纸。它们均收到了我的邮件，但其中两家既没有给我回音，也没有刊登我的稿件，第三家回复我说，希望将我的稿件裁减，许多天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之声’刊发。与之相对照的是，它们每天都大量刊发达赖喇嘛的言论，真是形成了反中国的宣传阵势。而我所写的文章对这些‘自由的媒体’来说显得对中国太过于友好了。”

　　格兰奎斯特的遭遇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张丹红被处理一事发生在北京奥运会结束，这两件事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舆论环境的坚固性，并由此对奥运会给西方的中国观带来的变化做出比较客观的估计。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虽然激起了西方了解中国的欲望，但是要打破现在这种封闭式的循环，绝不是一届奥运会能做到的。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注定还要伴随着中国的发展，经历长期的现实与“主导理念”之间的激烈碰撞与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