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第二章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该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同时，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了法院不受理的情形，具体包括：（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由于该法系1989年颁布，距今已近20年，期间，社会经济和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法制环境和公民的法制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该法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需要进行修改。 一、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出概括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上讲，受案范围的规定有列举式、概括式和折中式三中。现行的《行政诉讼法》采取的是列举式，但列举式具有明显的缺陷，任何列举都不可能穷尽一切，都肯定存在遗漏。因此，笔者认为，在该法修改时可以采取概括式的条款来规定可诉行政行为，对于不可诉行政行为则采用列举式规定。这样两个条款之间并形成了“原则规定”和“例外规定”的关系，在法无明确规定不能起诉的情况下即按原则规定视为可诉，这样既加强了权利保护又符合现代法治理念之要求。
二、扩大受案范围
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太窄，不利于保护行政性对人的合法权益。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该法在设定受案范围时，区分了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后者不在受案范围之列。然而，从实践看，行政机关利用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根据现行的体制安排，相对人只能提请人大撤销或在复议中附带提出审查请求，不符合“任何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都应接受司法审查”的现代法治理念。另外，将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显然也不合理。从实际情况，内部行政行为，诸如，对公务员的奖惩、提拔、任免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外部行政行为。
三、权利保护范围有待扩大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除人身权、财产权外，还享有政治权利、劳动权、受教育权等权利。然而，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法律救济的主要手段，它所保护的权利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宪法规定的公民、法人等主体应该享有的其他权利却被排除在外。笔者建议，在《行政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将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扩大至“合法权益”，加强对主体权益的保护。
作者单位：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