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同时表示，“目前国内各地收入水平差距太大，实现全国统筹有一定难度。中国可能需要30年~50年实现全国统筹的终极目标，因为这一目标与协调东中西部发展水平，消除地区差距的时间表相关。”

　　很容易看出，上述保险关系转续办法是一个充满妥协意味的方案。一方面，它为长期以来“画地为牢”体制下，社保关系跨地区尤其是跨省转续的难题，提供了一个化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眼下社会上十分迫切的社保转续需要。另一方面，它也暂时回避或者说绕开了“统筹基金难以跨省转移”、实现全国统筹的基础性问题。

　　这样的妥协方案，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它为跨地区的社保转续，提供了一个比较可行的途径，虽然权宜色彩浓厚，但毕竟聊胜于无。忧的是：这一回避了基础性问题、“绕着走”的转续方案，究竟能走多远？为此开出的“30年~50年实现全国统筹”的预期是否太过漫长？

　　对于社保转续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一方面我们既要照顾地区差距的现实，探索和尝试“分段计费”这类妥协方案；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推进社保关系全国范围统筹的尽快实现，而不是“30年~50年”地让整整一两代人漫长等待。在这里，有几个重要观念和事实有必须予以特别强调和澄清——

　　其一，作为一种基本和核心公共品的社会保险，保障其公平均衡地供给，不断提升其统筹层次，最终实现全国统筹基础上的自由流动、转续，原本就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包括地方和中央在内的各级政府均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诚然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履行这一公共品均衡供给义务不可逾越的障碍——至少不能为此无限推后它的实现。

　　其二，全国统筹的难以实现，固然是“各地收入水平差距太大”等因素的结果，但同时未尝也不是它的原因之一—由于全国统筹没有成为现实，反过来又加剧和固化了各地经济发展以及相应收入水平上的差距。比如，因为没有全国统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人员，无法在发达城市扎根、只能长期游离、被排斥于城市生活之外，不得不在反复的参保退保中，损害其原本就十分有限的收入。另一方面，贫困落后地区，正是因为其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不高、保障水平低下，才缺乏对留住人才的吸引力，加速了人力资源的流失。

　　最后，在目前国家财政收入长期持续快速增长、财政盈余丰厚，而公共产品明显滞后的背景下，尽快提高社保的统筹层次、均衡程度有其现实可能性。据财政部统计，今年上半年国家预算收入完成34808.19亿元，同比增长33.27%，国家预算支出22882.02亿元，同比增长27.69%，收支相抵盈余11926.17亿元。财政的钱袋子鼓起来了，理应造福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