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执法公正，有法律公正和事实公正。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和认证，判断出法律事实，做出法律裁判，维护的是法律公正。由于当事人保存和获取证据的能力存在差异，法官做出的法律事实判断不一符合事实真实，两者相距越远，事实公正度越低，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害越大。随着该当事人的上访或对抗执行受到法律制裁，承办案件的法官内心也倍受煎熬，后悔当初为何不努力保护弱者权益。是的，法官除有公正心，还要有超强的同情心，用同情心去洞悉案件背后隐藏的事实真相。要服判息诉，必须做到法律公正在弱者身上体现。

    1998年某星期五下午，我因离家远，一人留守在法庭。

    星期五下午一般相对清闲，我掩上办公室的门，埋头撰写法律文书。

    “咚——咚！”有人敲门。

    没等我去开门，一位中年农民肩扛着一把锄头，一阵风样就扑进了办公室。“法官，我要告状！”随后跟进一位头上捆着一条花毛巾，病怏怏的中年妇女，妇女艰难地移步到法庭为当事人准备的接待椅上，瘫坐着，口里发出“哎哟、哎哟”地呻呤，甚是痛苦。

    中年男子火气不小。

    中年男子把锄头往地上一搁，从身上的黄挎包里抽出一摞材料，把起诉状从中抽出交给我，“刘为白打伤了我堂客（老婆）。”他用手指了指坐在凳子上呻呤着的女人，然后把扛来的锄头往办公桌上一放，又排开十几份证人证言和医药费发票，说“这些是证据。”

    来者准备充分。

    我看了看诉状：刘为白在原告家屋后挖土，松动的小土石滚下来，打在原告屋上，原告去制止，双方发生争吵，刘为白“用手中的锄头打伤原告”，至原告住院治疗半个月，花医药费2340元。

    看着正在呻呤的女人，可以肯定当时伤势不轻，并且没有痊愈。“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要在伤员伤势痊愈后起诉，才好计算损失额度。”我对中年男子说：“你最好让你爱人继续住院，不要耽误治疗。”

    “我没有钱治疗了。”中年男子不容商量。

    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所有形式要件，经电话请示庭长同意，我为当事人办理了立案手续。

    在那时，法院办理案件正在尝试“一步到庭”的审理模式，改变案子一进门，法官路断腿，法院为当事人大包大揽的审理方式，实现以法院职权主义为主体向以当事人主义为主体的审理方式转换，法院不再承担案件证据的收集职责，替代当事人义务，由当事人自行在庭审中举证，证明事实和诉讼主张，即案件事实在庭上说、证据在庭上举、质证在庭上进行，法官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法律规定当庭裁判案件，确保案件审理的中立性、公开性。

    为了不先接触当事人，避免先入为主，对被告送达应诉文书都是通过驻村干部或村干部代为转送。

    刘为白没有在应诉文书签字，斩钉截铁地对代送文书的干部说“我没有打原告，要赔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估计是一场被告不应诉的缺席开庭案件。

    开庭日，我起得早。开门观天，见屋外雾蔼低沉，小雨淅淅。下到一楼正要进办公室，有一男一女悄无声息地坐在审判室前的台阶上。俩人瞟了一眼我，归于沉默，没有和我打招呼的意识表示。那男的叼着一根喇叭筒旱烟，擦着火柴，却总是点不着火；一双皮草鞋离开脚丢在一旁，裤脚一高一矮地挽着，腿上沾着泥巴。女的一手拿着一个斗笠，时不时举起来遮挡飘过来的雨点，两目四处张望，神情很茫然。

    一对老实巴交的农民。

    凭经验判断，坐到法庭来的群众，不是来立案寻求保护权益的，就是来开庭的当事人，我上前一问，是刘为白夫妻——他们来应诉了，我心中窃喜。

    与被告形单影只情形不同，原告方却声势浩大，一支参加诉讼的队伍有十几人：有助阵的亲戚，有观审的邻居，还有出庭作证的证人。

    我将证人分离出来，将他们安置在接待室里，听侯传唤。

    庭审按设定的步骤进行。

    被告刘为白答辩非常简单：“我没有打原告！原告根本没有受伤！打死我也不会赔原告”。对原告证人的出庭作证，刘为白表现得更为激动，他几乎要离席去指骂证人，“证人是原告的亲戚，不是亲戚的，是受了原告的好处。”

    我制止了被告的冲动行为，并释明在法庭陈述的事实要有证据支持，不然不能被法官采信。被告回答得干脆，“我不知道搞证据，原告就是搞假，要整我。”

    原告有10份证人证言，其中的9人到庭当庭作证、有正式的医药费发票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而被告除了口头表示不认可原告的证据和诉讼请求外，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

    庭审证据固定的法律事实，显然能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法官判决结案不存在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障碍。

    但审理中不少的异常情况令我谨慎，这案件不同寻常，也许案外有因。

    我发现提供证人证言材料的人中有一人没有出庭来作证，就询问原告这位证人为何没有出庭。原告方回答“他外出不在家。”

    不等原告说完，被告方嗖地站起，指着原告方高声说：“不怕遭天打，他昨天还在屋里。”

    我宣布休庭，决定此案延期审理。

    原告方骂骂咧咧地走了，对法庭，对我的决定表示极度不满。被告方在法庭久久逗留，几次想上前跟我说点什么，但又欲言又止，望望快要黑下来的天，叹口气还是走了。

    两个孤零零的背影就慢慢消失在夜幕中的山道里。

    法官下村主动为当事人一方调查，弄清案件事实，在当时是不提倡的，只有在当事人因不可排除的原因不能取证，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法院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法官才能依职权调查取证。

    我向庭长说明要主动介入调查的请求和理由。

    庭长是位多年从事基层工作的行政干部转行到法院的，对农村的道德风俗、农民的知识水平、乡村社会的是非观念有深刻地理解和体会。他不假思索地就同意我的请求，并陪同我一同下乡调查。

    我们沿着一条新修不久的村级公路步行入村。小溪清澈的流水和群山中不时传来的鸟鸣，不能引发我对大自然美丽的感叹，因为心中萦绕着能否查清案情的担忧。

    走了大约一半的路程，遇着新修的公路垮塌一长段，从痕迹上判断得出，不是新垮塌的，至少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我们从垮塌处依山爬行过去。

    我们决定先找那位出示了证言但没有出庭的龚姓村民。他果然在家，经过我们一番工作和法制教育，他犹犹豫豫颇有顾虑地向我们说明了证人证言的产生真相：“原告是村支书的女儿，他们拿事先写好的证言要我签名，我签是不好，不签也是不好，我是要我的小女儿代签的名。他们昨天要我出庭作证，我说我不干那没良心的事，所以没来出庭。”

    准备离开龚某家时，这位证人又自言自语地说：“公路垮了一段，差不多半年多没有修复，原告哪能用板车送到医院，那天有个村民碰见原告，在路段缺口边就是自己走过的，没有受伤的样子。”

    我们找到那天碰见原告的村民，证实龚某说说属实，基本确认原告受伤有假。

    医药费发票的真假成为本案的关键，我们找到原告方治伤的医疗所。

    医疗所就在原被告方出村的交界处。说是医疗所，实际上就是一处普通的民家，家主有些祖传医术，就申请开办农村医疗所。我们进所一看，医疗所很萧条，除了有几个摆放在屋角的吊针挂架还能显现出一些医疗所的特色外，再看不出医疗所的生气：没有药架，没有药品，没有床位。问邻居，邻居们说，这医疗所因为没有生意早在两年前没有开了。我们再调查两个月前有不有一位女病员在此住院治疗时，医疗所的邻居说：“是有个女的，说是被人打伤来住院治疗，但她精神很好，经常帮着做工，经常到街上去采购东西。那女的和医疗所女主人是亲戚。”其中有一位妇女悄声说“医药费发票是女主人开的。”

    到医疗所的主管乡医院调查，他们证实，医疗所停办后，其发票和公章并没有收上来。

    所有事实证明，原告并没有受伤，原被告间仅是发生了争执，不构成人身伤害。

    我是个从事审判业务不久的新手，对原告弄假心生愤慨，庭长却平静地对我说，这不稀奇，在农村，宗族势力和权力势力可以主宰不少事情，群众的正义感很容易屈从于权势。在审判实践中，能为案件出庭作证的，可能就是来作假证的，真正知道案情的群众，或许是出于生存安全的考虑，或许是不惹是非上身的处世态度，是不出庭作证的，真实案情就隐藏在这些人中。

    再次开庭后，我当庭裁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判决原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方表示要上诉，并出言威胁。被告方在被告席上久久没有动静，偶尔望我一眼，那眼里是怀疑，是感激，难以让人捕捉。原告方走去很久，他们才起身离开法庭。

    被告在法庭上胜诉了，他们在回到家里后，生活上、生存上还能安宁吗？我不敢肯定。

    但这一案，我不后悔判决原告败诉，尽管我“是乎违反了有关规定。”设想，如果仅就庭审上查得的法律事实对该案做出原告胜诉的裁判，被告此后的一生就会发生不可预知的改变，他会不服从判决，会不履行法律义务甚至对抗法院执行，结果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国的法制化建设在不断地加快进程，即使在广大的农村，民众的法律水平已有飞速地提高，特别一支专业的从事法律服务的律师队伍正在发挥作用，为民众提供法律服务，打官司，请律师成为当然选择，依据证据规则裁判案件成为现实可能，法官有理由严格依程序法和实体法裁判案件。但我国毕竟发展不平衡，民众掌握规则的能力和水平一定存在差异，且律师从事法律服务，是事后帮助当事人收集证据，老百姓的法律水平和风险意识的缺失，存在不会保存证据现象，因此，应诉讼能力还处于低水平状态，如果法官机械、教条办案，一切按程序、依法律，完全相信律师收集的证据，势必使法律真实与事实真实相去甚远，程序意义上的法律公平性体现了，实体上的法律公平受到损害，法律的权威性遭到冲击，民众不信服法律、崇拜法律，社会动荡不可避免。

    实事求是、查明事实真相是法官办案的最高原则，在这条原则下，法官发挥职能作用，适当深入案发地调查案情，掌握民情，使案件的事实认定、裁判接近于事实真实和民众评判，在现阶段的我国农村，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农村，这不是多此一举。

     作者单位：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