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理，组织上及时查处一个缺乏官德修养和法律准则的官员，让其为自己的鲁莽行为“埋单”，给受辱者一个说法，本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可是，这位被打者不当“大爷”反而当起“孙子”，为打人者求情，让人不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但是，如果设身处地站在严大爷角度想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他的举动了。

    因为，根据既往的潜规则，官员出现诸如此类事件，组织上最多不过批评教育而已，即便动了真格，给予处分，也是今天免职，明天复出，此地犯错，易地为官。再说，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今天放他一马，为他求情，只要他今后继续为官，何愁不“泉涌相报”？

    在这起事件中，作为受害者的严大爷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做生意的商人，商人喻于利，为此，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严大爷“铁肩担道义”做道德使者，来“剑指”无良官员。他需要权衡利弊，趋利避害，规避风险，实现利好。今天争得脸面维护权益的义气之举，或许会断送了他“明天的早餐”，这样得不偿失、“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料想严大爷也不会去做。

    最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处在一个良莠不分、正义不张、法律不公的生态环境中，就很难保证他会建立起对公德和法律的信心，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让他按照人们设定的程序行事，与无良官员“势不两立”，谁又敢保证他在今后的生意中不会举步维艰，在今后的生活中不会遭遇无谓之灾？

    所以，对严大爷的求情举动，我是痛并理解着。如果没有上述客观原因，严大爷何至于不能理直气壮地做回“大爷”？

    然而，毕竟曹局长打人已经演变成一场公共事件，当地县委已经就此作出公正结论，从县委书记的表态看，处理结果并不会因严大爷的求情而改变。看来，严大爷的这番情是虚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