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继本月山西“9·8”尾矿溃坝特大伤亡事故之后，短时间内又被问责的省部级高官。

　　9月以来，重大安全事故频发，人们忧心忡忡，国家形象也因此受到损害。公众在追问：那么多负有监管之责的政府部门，何以一直对问题如此麻木迟钝？对百姓疾苦如此置若罔闻？对监管工作如此轻浮松弛？倘若有关部门不作为或滥作为，如何对其有效监管制约？

　　是否尊重并回应民意，对谁问责，怎样问责，正是一系列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政府面临的又一重大考验。

　　现在，在席卷而来的问责风暴中，公众感到了踏实。

　　它表现在问责的速度——不再是等事故“善后”完毕再腾出手来处理相关官员，而是把行政问责也作为了“善后处理”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第一时间顺了民气。

　　它表现在问责的力度——正部级官员引咎辞职，副部级官员被免职，使得问责不再是不痛不痒，在如此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中，有相应的高官来为此承担责任，正在成为一种制度和常态。

　　它表现在问责的对象——山西“9·8”溃坝事件中，目前受到问责的干部，牵涉省市县乡四级行政主体的主要领导，在对人民负责的问题上，没有哪一级官员可以例外免责。

　　尊重民意的“问责”，得到了民意的正面回应：公众通过网上留言等方式表达欢迎与欣慰；在近期救治问题奶粉患儿工作中，也出现了相互理解、支持与配合的一幕幕感人情景。

　　实施问责，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均有官员受到查处。然而，事后的问责，更多的只是一种提醒。如果做不到政务透明、公开，做不到依法行政作为，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没有公众的参与以形成社会的压力与合力，仅仅让几位官员“如履薄冰”，让几个行业成为“高风险行业”，悲剧恐怕还是难以避免。

　　更进一步，当问责成为制度之后，对防止重大安全事故的治本之策，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