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大凡“领导小组”，都由当地负有实权的党政领导兼任组长，依次是副组长、成员、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一长串名单，除了对上级“精神”以示重视外，还让权力实现了一次炫耀。

    设立“领导小组”的初衷，大多是该项工作“事涉全局”，且有太多的现实障碍，如部门之间有利争破头，无利踢皮球，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面对这些现实障碍，一些地方不是依法行事，而是以“协调”的名义，置法律法规于不顾，靠权力和行政命令施压，“拉大旗作虎皮”。有些“领导小组”在“阶段性”工作完成以后，并不急于解散，却能假以时日，转为常设机构。“领导小组”如此泛滥，弱化了部门职能，增加了经费支出，影响了行政效率，也折射出地方部门功能不全、体制不畅、政令不通、掣肘严重。

    滥设“领导小组”，根源是工作作风和领导方式的问题，反映了地方领导在工作思路、工作方法方面存在偏差，说明我们的政府在法治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哈耶克在其《法、立法与自由》中说过，市场经济只有在法律的保护和制约下才能够正常运转；只有限制、并明确界定政府的权力，使他们知道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社会才会处于自由状态。在法治社会的时代语境下，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依法明确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科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权，该由哪一部门管辖，就由哪一部门来执行。乱下其手，只能导致乱象环生，如此一来，“领导小组”越多，只能说明当地行政环境越乱。

    清理“领导小组”，不妨从制度入手，向西方学习，引入市场机制，建立科学的行政体系和完备的监管体系，分清哪些要减、不减或缓减，对确需保留的“领导小组”，必须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而对于那些不符合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原则、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领导小组”，必须坚决予以撤消。在此问题上，沈阳先行一步，精减了87个“领导小组”，余下的25个能否再作精减，其它地方能否及时跟进，中央部门能否作出表率，公众仍有疑问，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