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案事发后，专家学者、司法人员、记者、彩民等无一不反复提及彩票法的尽快出台。

　　彩票立法是世界趋势。目前，全世界经营彩票业务的已有120多个国家，而部分国家已经制定出台了彩票法。

　　在我国，1987年对彩票开禁，发行了“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1994年又批准发售体育彩票，至今共筹集资金572亿元。彩票业现在有几十万从业人员，彩民队伍更日益壮大。而彩票业的持续发展与其健全的法律体制是分不开的，而我国17年来只有一些关于彩票的管理办法和规定，这已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国彩票市场由两家来经营：体育与民政部门分别发行体育与福利彩票。但是，福彩中心和体彩中心各成体系，为争夺市场份额进行事实上的价格战，最终结果往往以损害公正、公开和稳定的游戏规则来达到筹资目的。

　　北大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所长沈明明教授说，国家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直接对国务院负责的机构，对彩票业的许可权和监管权实施垄断，并提前作出收益预算，协调部门利益。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彭镇秋为此呼吁，中国应尽快成立“彩票专卖局”、推进彩票机构企业化改革，完善彩票的税收政策，促进彩票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

　　我国的彩票监管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监管。由此造成政企不分，监管不力，案件不断。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洪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的彩票业是多头管理，彩票的发行方式是由国务院批准，财政部监管，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为指定的具体发行部门。所以我国的彩票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部门彩票，而不是国家彩票。杨洪逵认为，国家彩票立法要从总体上考虑，包括管理机构、发行主体、发行彩票的目的、用途。对于彩票发行的程序，立法要对发行方式、开奖方式、开奖程序、彩金计算方式、资金的分配及使用、彩票信息披露等进行详细规范。

　　沈明明说，至今中国没有一部彩票的专门法规对彩票销售中的种种问题加以约束。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出制定有关彩票法律的议案，但至今彩票法和《彩票管理条例》没有出台。据悉，重要原因之一是立法机关无法协调两大发行机构的利益。目前，中国彩票公益金的分配使用由财政部监管调剂，财政部之下由十个部委分配公益金收入，各主管部门纷纷要求扩大自己的公益金分配额度。在这种情况下，部门利益影响立法的公正，拖住彩票管理法制化的后腿。

　　日前，记者从财政部综合司彩票管理处获得消息，我国第一部《彩票管理条例》已起草完毕，目前正处在进一步完善的阶段。但愿这部法规能让中国彩民和彩票业早点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