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期间，日军侵占东北的罪行成为审判重点，其中“九一八事变”、皇姑屯事件、土肥原贤二受审成为审判的标志性事件。现将检方举证庭审记录选登如下——

　　“九一八事变”

　　麦肯锡检察官：我们现在翻到第四章“关于1931年9月18日及其以后在满洲发生的事件的叙述”。这把我们带到“九一八事变”；如果法庭同意，我将宣读该报告接下来的部分。

　　9月19日星期六清晨，沈阳市民一觉醒来，发现他们的城市已经在日军的控制之下。整个夜里都可以听到开火的声音，但并没有任何异常，这在一个星期以来的每天夜里都司空见惯了，因为日本人一直在进行使用火力猛烈的步枪和机关枪的夜间演习。事实上，9月18日夜间炮弹的爆炸声造成了能辨别出它们的少数人的惊恐，但是绝大多数市民认为这种开火是日本人的例行公事，只不过是比平时更吵闹了而已。

　　如果评估这次事件的极端重要性，如前所述，它是对整个满洲实际军事占领行动的第一步。调查团对当天夜里的事件进行了广泛调查。当然，具有重要价值和引起兴趣的，是日本和中国军方相关指挥官的正式说明。日方的说明由该事件最早的证人河本中尉，以及承担进攻北大营任务的大队指挥官岛本中佐、占领内城的平田大佐提供。我们还听到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中将以及他的几个下属的证明。中国方面的材料由北大营中国军队指挥官王以哲将军提供，由他的参谋长和当时在现场的其他军官个人陈述补充。我们也听取了张学良元帅和他的参谋长荣臻将军的证明。

　　根据日方的版本，河本中尉和他手下的六个人，9月18日晚上正在巡逻值勤并沿着通向沈阳北的南满铁路边实施防御训练。他们正朝沈阳方向南行。当夜月光皎洁，但是夜色中视野并不开阔。当到达一条小路与铁轨交叉处时，他们听见身后不远处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他们转身跑去，大约跑了200码，发现下行线有一段铁轨已经被炸开。爆炸发生在两条铁轨的衔接处。所炸铁轨末端被干净地切断，出现了一个31英寸的缝隙。到达爆炸现场后，巡逻队遭到来自铁路东面田野里的火力袭击。河本中尉立即命令手下展开并以火力回击。攻击方大约有五六个人，随即停止射击并向北撤退。日军巡逻队立即追击，大约跑了200码，他们又遭到一支大部队的射击，估计有三四百人。发现自己陷于被大股兵力包围的危险，河本中尉命令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向正在其北边大约1500码地方指挥夜间演习的第三中队长报告，同时命令另一个人通过现场附近的电话机向沈阳的大队部要求增援。

　　就在这个时候，听见从长春往南开来的列车隆隆驶近了。担心列车到达被破坏的铁轨处倾覆，日军巡逻队退出战斗，在铁道上放置了爆鸣器，希望警告这趟列车。然而列车仍然风驰电掣地前进。当它到达爆炸点时，人们看见它晃动起来并向一边倾斜，但又恢复平衡并且不停顿地通过了该处。列车预定夜里10点30分到达沈阳，它是准时到达的，河本中尉据此判断，他开始听到爆炸声必然是在10点左右。

　　接着又开始了战斗。川岛大尉和第三中队听见爆炸声向南赶来时遇见了河本中尉派来报告的士兵。大约在10点50分，该士兵领着他们赶到现场。与此同时，大队长岛本中佐接到电话报告后，立即命令沈阳城内他身边的第一和第四中队赶往当地。他同时向驻扎在抚顺、隔着一个半小时路程的第二中队发出尽快加入行动的命令。两个中队从沈阳坐列车赶往柳条湖车站，然后步行前往事发地。在半夜稍过一会到达了现场。

　　当两个中队从沈阳赶到时，得到川岛中队增援的河本中尉的巡逻队仍然在抵抗隐蔽在高粱地里的中国军队的火力。虽然当时岛本中佐的部队只有500人，而他相信北大营里的中国军队有1万人，他仍然立刻命令向北大营发起攻击。正如他告诉我们的，他相信“进攻乃最好的防御”。铁路和北大营之间大约相隔250码，由于是沼泽地，大规模穿越十分困难。正当中国军队被赶回这个地区时，野田中尉奉命带领第三中队的一个小队赶往铁路线拦截中国军队的后撤。当日军到达灯火通明的北大营时，第三中队开始进攻，成功占领了其左侧一角。进攻遭到大营内中国军队的猛烈抵抗，激烈的交火持续了几个小时。第一中队从右翼进攻，第四中队则进攻中间。凌晨5点，兵营南门被中国人遗弃在对面左侧房屋内一门小炮的两发炮弹炸开。6点，日军以死2人、伤22人的代价占领了整个兵营。在战斗中，兵营的一部分着火，剩余部分被日军于19日晨放火烧毁。日军声称他们掩埋了320名中国死者，但只发现了20名伤者。

　　与此同时，战斗也以同样的迅速和彻底在其他地方进行。平田大佐在夜里10点40分左右收到岛本中佐的电话，说南满铁路已经被中国军队破坏和他准备对敌人发动进攻。平田大佐批准了岛本的行动，而他自己则决定进攻内城。夜里11点30分，他的部队集结完毕，开始了行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只有街上零星的战斗，大多数都是与中国警察之间的，后者有75人被击毙。到2点15分，日军翻越城墙。3点40分，完全占领了内城。4点50分，平田大佐收到消息说，第二师团本部和第十六联队一部已经在3点30分离开辽阳。这些部队在5点刚过就到达了。6点，占领了东城墙。7点30分占领了兵工厂和飞机场。然后发起对东大营的进攻，到下午1点没经过什么战斗就占领了。这些战斗的伤亡情况是7个日本人负伤和30个中国人战死。

　　皇姑屯事件

　　法庭事务官：法庭现在继续开庭。

　　达西检察官（宣读）：

　　昭和三年（1928年），当张作霖的军队被国民党军队打败时，田中再次奉劝他不要过晚地把自己的部队撤回满洲。这次，由于窘迫的战局，大帅被迫采纳该建议。

　　就在这个时候，本庄将军麾下司令部设在沈阳的日本驻满洲军队，对田中内阁与张作霖就日本在满洲利益进行合作与谈判的政策表示不满。他们已经等不及谈判，不耐烦地要使用武力占领满洲。该部队中的一个已经完全孤立了本庄将军、隔断了他与部队联系的军官派别或集团，策划并阴谋张作霖返回满洲时将其刺杀。他们决定在昭和三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的北京至沈阳的列车到达沈阳郊外时，在轨道上实施爆炸。正如计划的那样，张作霖在爆炸中丧生。这个由关东军中一个集团所策划与布置的事件，代表了田中政权时期军队干预政府政策的第一次公开行动。事件的发生使田中内阁对满洲计划遭受困境和损害，并且出现最终导致其辞职的危机。内阁立即知道了事件，非常震惊而且极为关注。田中首相感觉十分忧虑和悲伤，赶往皇宫向天皇原原本本地奏闻了事件经过。从皇宫返回后，田中首相召集陆相白川大将和我开会，会上他宣布天皇告诉他，他（天皇）认为现在正是对军队严格纪律约束的时候，希望采取适当的措施。田中声称自己已经决定采取适当的步骤维持军纪。陆相白川将军和我表示了对田中决定的衷心支持。然而，当陆相把事情提交到陆军省时，遭到参谋本部成员和其他军官的强烈反对，以致他无论怎样都不能做出决定或取得进展。陆相告诉田中和我，陆军方面的反对是基于以下理由，即采取行动惩罚责任者将向公众暴露陆军当时希望掩饰的一些事情。

　　几天后，田中叫我去单独商量这个问题，并且告诉我他对这件事计划亲自做些什么。我对此也同意了，但是陆军反对加强军纪约束的态度如此强烈，以致田中束手无策。在此期间。陆军的议题和态度在内阁以外甚至政党之间成为争论的话题。内阁在控制和约束陆军方面软弱无力，迫使其在昭和四年（1929年）7月1日辞职。

　　暗杀张作霖以后，陆军对参与政府关于满洲政策制定的影响日甚一日。从昭和四年田中内阁倒台到昭和七年（1932年）斋藤内阁建立为止，我一直是军事参议官。在此期间我经常有机会与访问我家或者在公共社交场合见面的在任阁员及其他政治家和政府成员讨论，话题涉及日本政府方面对于陆军如果不在满洲使用武力建立日本的傀儡政府、满洲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的哲学的关切。日本陆军的立场和政府对此无力控制，引起了我的深深的不安。这一时期，局势对所有关心它的日本人来说已经不是秘密，陆军占领满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昭和六年（1931年）上半年，我接到了许多关于陆军正在策划一次可能成为占领满洲基础的事变的报告。与此同时，大川周明正在导演一场旨在培植公众支持陆军行动的情感，包括公开演讲和出版在内的宣传战。注意到大川在海军学校作这样一场演讲，我十分不快。这样一个人居然被允许在学生面前演讲尤其使我恼怒。

　　……

　　占领满洲以后，关东军成为当地真正的政府，虽然昭和七年上半年在满洲建立了一个所谓的独立政府。当年9月，该政府的独立性被日本想象似地承认了。该政府完全由关东军控制。这些年中日本政府无法知道关东军有什么计划与行动。陆军完全不受日本政府制约，一直到昭和十六年（1941年）大战爆发前都如此。这对日本领导各国的目标来说，是一个明显的遗憾与奇耻大辱，并且总是引起我的说不清的苦闷与恼怒。日本遭受了最严重的不公正。

　　签名：冈田启介

　　土肥原贤二与冀察政务委员会

　　太田金次郎：我是被告人土肥原贤二的辩护人太田金次郎。

　　交叉质证（由太田金次郎询问田中隆吉证人）

　　问：您在前天作证时，说土肥原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您的记忆没有出错吗？

　　答：他或许是一个顾问，或许住在北京而不是顾问。对于这一点，我情愿把答案留给询问者，因为我不能给出确定的回答。

　　问：为了澄清事实，我要问些什么，请给予回答。您记得冀察政权是在1935年12月14日建立的吗？

　　答：您提到的是这个政权举行成立仪式的日子？因为根据当时在场的我们这些人回忆，我要说这个仪式举行于接近11月底时。

　　问：在作证中您说土肥原于1936年3月成为第一师团留守部队司令官。但是以下才是事实吧：在2月中他被升为中将衔，属于第十二师团。不过作为2月26日事件的结果，他忽然转任第一师团司令官。

　　答：是的，我现在的回忆正如你所说。

　　问：因此您作证的那样，土肥原返回是为了向南司令官报告关于冀察政权的情况不也是错了？而且这次报告不是在前一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作的吗？

　　答：根据我的回忆，他返回了两次，一次在11月底，第二次在12月底。

　　问：于是您不就承认了即使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土肥原已经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也不可能，因为一名现役军官要担任这样一个职位，不仅需经过关东军司令官的许可，而且必须通过陆军司令部取得御裁？

　　答：是的。

　　问：接着我要问，您说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后签订，该协定不是签订于该政权建立以前的1935年6月23日吗？

　　翻译监督官：稍作更正：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以前，而不是“该政权”建立以前。

　　答：您提到的日期可能是举行协定签字仪式的日子。如果我的记忆正确，昭和十年（1935年）12月31日做出了承诺。当时秦德纯来到长城一线，带着内蒙古的三个骑兵师，我当时负责内蒙军队的训练工作。

　　问：以上是我的相关记忆，是1935年6月23日。

　　答：不是1935年，那是与梅津—何应钦协定相混淆了吧。

　　问：我的叙述没有错，1935年。

　　答：6月份，秦德纯还不在北平。

　　问：这正是我一直想告诉您的土肥原将军本人说了什么，但是土肥原与冀察政权—政务委员会的关系如何？

　　韦伯庭长：我不知道证人是否能够理解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能理解。让证人回答，他或许理解。

　　答：我把问题留给辩护人自己判断。

　　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目标是什么？

　　答：把与日本合作作为一个排斥共产主义的手段，与“满洲国”建立密切联系，并且维持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同时还要根据日本的要求控制和指导当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如果以上都可能，而且不损害中国的主权的话。

　　翻译监督官：那个不侵犯中国的主权。

　　问：匆忙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有什么原因吗？

　　答：在前天由萨盖特检察官进行的询问中，我已经将它说得很清楚了。

　　韦伯庭长：我们现在休庭15分钟。

　　（14时45分休庭）

　　（15时恢复开庭）

　　法庭事务官：法庭现在开庭。

　　交叉质证（由太田金次郎辩护人继续询问田中隆吉证人）

　　问：在另一天您谈到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一些目标，但是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冀察政权建立的原因，为什么必须有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您能现在告诉我们吗？

　　答：自从满洲独立以来，部分通过外交手段，部分通过军事力量收复失去的土地，是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的国家政策。为了消除或者防止日中两国之间的摩擦，就考虑创建日本和中国可以友好相处的长城以南一个地区的计划了。

　　问：简单说，建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要阻止日中关系的破裂，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建立和平吗？

　　答：从实际的观点来看，通过塘沽协定，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建立了和平。据我所知，在国民党政权内有人非常不赞成与日本或亚洲其他国家发生任何摩擦、纠纷或冲突。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消除国民党青年党员和学生中汹涌澎湃的抗日运动与情感。如果华北的一些地区从南京政府中分离出去，就意味着在该特殊地区，南京政府的影响就会削弱，以致该地区的日中冲突将会大大消退。这样就能消减日中之间的摩擦，实现和平的目的。对这种说法，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们需要足够的力量去防止冲突。鉴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当时的客观形势，连形式上的和平都不可能。实际上，两国之间的关系比过去更加严峻了。

　　问：因此我问证人，在最后的分析中，建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和平吗？

　　答：我把这个留给您自己判断，其基础是无论在哪里，没有人不渴望和平。

　　太田金次郎：我的交叉质证结束。

　　（本版资料摘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侵占东北检方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