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何家弘曾说过：法院是文艺创作的富矿，因为法院工作中涉及许多案件，各种各样的案件，而许多案件本身就具备了成为优秀文艺作品的潜质。这话放置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尤其具有正确的一面，想想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从“包公案”到“狄仁杰”，从“窦娥冤”到“杨乃武与小白菜”，无不与司法案件有关，一些案件引出的文学故事，产生了震人心魄的力量，引发了人们长久的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变革期，各种矛盾纠纷层出不穷，法院遇到的案件也是千奇百怪，发生的故事难以数计。但是，客观地说，以法院、法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真正优秀的还是太少，曾引发热议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也只是在法学界谈论较多，并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最终能否成为一部传之久远的经典作品，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相形之下，电视连续剧《小镇大法官》聚焦基层法庭，看起来似乎“落入俗套”，但能够直面社会问题，以一种接地气的方式讲述法官们“智慧”地解决各类社会纠纷，同时又恰当地展现出基层法官们面临的种种困难，显示出创作者的人文关怀与艺术上的追求。

　　剧中故事的发生地是临近市区的荷塘镇，这一地域的选择，可谓独具匠心，作为“镇”，它带有某些“乡土性”；而位处市郊，又使其深受都市文化的影响，城乡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荷塘法庭的法官王德忠，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放下了作为法官的“威严”，走的是亲民路线，完全颠覆了人们印象中端坐法庭、宣读法条、敲着法槌的“高冷”法官形象。作为小镇法官，他能够深入基层，亲自走进百姓家中，处理各种诉讼。在处理郝大妈赡养案时，王德忠就被高大宽、郝招财两人一同纠缠，两头应付让他苦不堪言。这个案件刚处理完，小姨子与前夫的抚养权争夺案又接踵而至，王德忠立刻处理下一个案件。不管是案件处理的艰难，还是家人同事的不理解，王德忠始终都能以乐观幽默面对，因而使全剧展现出积极向上的风貌。

　　正如林永健饰演的王德忠，他的工作看似琐碎，很多事务甚至与“正规司法”相去甚远，但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自觉中承担起“全科”法官的角色。在典型的法治国家，法官本应该是超脱、中立的，他只服从于法律，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但这样不食人间烟火的法官，显然不是中国基层法庭中法官的形象，因此，这里的“全科”法官，不是说他在司法能力方面的全能，而是与现代法治中典型法官角色相比，承担了更多诉讼外的任务，因而成为承担多方面职责的“全科”法官。

　　理解小镇法官，需要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属性。在社会学的分类中，常常区分出两种社会，一种是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完成一件任务而发生的社会。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即礼俗社会；后者则是“机械的团结”，是法理社会。费孝通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就是“熟人社会”，它依赖于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面子、互惠、关系、人情等构成维系社会的重要因素。荷塘镇虽然受到城市化的影响，但还具有乡土社会的本质属性，法官王德忠虽然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仍不能超脱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他的义弟高大宽要起诉离婚，亲缘关系使王德忠本能地想要先调解，而新来的法官姜浩却“依法”受理了案件，引来了一系列麻烦。王德忠定分止争，很大程度上还需依赖于乡土社会中的情理。剧中法官王德忠像邻家大叔一般，办案时“能屈能伸，当断不断”，为的是维系熟人社会的和谐关系，正体现了乡土司法的鲜明特色。也因此，基层社会的乡土性构成“全科”法官生长的土壤。

　　以王德忠为代表的“全科”法官，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基层法官的形象。之所以出现“全科”法官，首要原因在于司法在中国政治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它不同于三权分立下的独立分支，而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服务于革命和建设的总体目标。如果说革命时代的基层司法，通过“送法下乡”，是国家在权力的边缘地带以司法方式建立或强化自己的权威，落实国家权力意志的一种努力（苏力语），那么在1949年之后，在政治发展进步中，基层司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得力工具，继续浸润在政法传统中，成为政法体制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通过审判实施国家法律，但更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丁卫语）。基层法院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也决定了基层法官要成为“全科”法官。

　　影视剧热衷于展现“全科”法官，突出基层法官亲民、随和的一面，也反映了普通中国人对于司法的期待。从清末变法以来，中国法治的现代化已逾百年，法治发展也日新月异，但必须看到，普通民众对法治的认识仍停留在“包公”“海瑞”式司法的初级阶段，他们期待的是“青天”式的司法者、和蔼可亲又体恤民情的父母官，希望法官能够在依法审判的同时，更能“酌情通理”，实现“情理法”的协调，一个拥有现代法治理念，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只服膺于法律的法官，是不大能被民众接受的。而剧中的“王德忠”们，幽默可亲、乐于助人，正是人们理想中的基层法官形象。

　　“全科”法官，实际上也隐喻了法治进步中的某些悖论。当下司法改革的指向，应该是法治化、专业化，法官需要严格依照法律审判，将各种法外因素隔离在法庭之外。但乡土社会的属性、人民司法的宗旨，又要求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既能考虑法律规定，又能兼顾道德情理，既实施国家法律，又成为社会的“稳定器”。从“国家治理化”的角度看，这样的目标是理想的，对于现实中的各种“磕磕绊绊”，影视剧中可以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处理，但对于扎根现实社会的法官，却未必总能“一笑而过”，因此不能不是一种压力。

　　如何化解压力，发挥中国特色司法的优势，除了提高法官的司法能力，恐怕还需要多种举措的配合。司法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也需要认识其局限，并非任何问题都能靠司法解决。因此，在解决各类矛盾中，应该发挥社区、群团组织等社会力量，共同分担基层法官在社会事务中的压力。同时，基层社会解决纠纷的导向是法治、规则，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任何社会力量都应该鼓励，法官可以通过法治宣传、就地审判等方式“送法下乡”，而不是将问题都直接压给法官。当然，更重要的是，应该保障基层法官的待遇，提高他们职业的荣誉度，激励像王德忠一样的法官们在基层社会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构筑法治中国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