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法治建设中时常呈现从简到繁、化繁为简、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历史规律。中华传统法律文明在法律创制层面，长期秉承简约之道，此于当代“法治中国”建设或许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先秦思想家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令简约”理念是对历代治乱兴衰历史经验的深刻省思，也是支配中国数千年立法走向的精神指引。以简约作为基本标志的良法善治，成为评价不同时期法制状态的重要标尺。

　　中国法制兴替历程之中，最早遭遇繁密诟病者非秦律莫属。秦朝律法的庞杂繁难，确实已为《云梦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出土文献所证明。秦亡汉兴，高祖行三章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开删繁就简之先河。后继君臣填以无为，从民之欲，最终成就“文景之治”的盛世格局。北周初立，文帝曾先后三次更定条制；李唐开基，高祖创制约法十二条，“务从宽简，取便于时”，法令简约逐渐具备了鼎故革新的象征意义。与此同时，“简约”也是古代评判法令创制水准高下的重要指标。如代表北朝立法最高水平的《北齐律》，即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于世。其后继者《开皇律》亦有“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之美誉，作为东方法制枢轴的《唐律疏议》，更彰显了削烦去蠹、务存宽简的鲜明特色。可见，先秦道家所倡导的疏阔简约立法理念，已经成为古代法律创制的基本导向。

　　值得注意的是，“法令滋彰”是历代法令厘革中时常遭遇之痼疾，如北周《大律》之“烦而不要”，南宋条法式类之“条目滋繁”，清例之“愈滋繁碎”，凡此种种，均与立法简约的精神主旨相背离，故为史家所讥。在漫长的法律实践中，“简约之道”理念孕育了慎令、尽理、宽平等理性因子，并在古代法律创制和法律适用领域中得到长期贯彻。

　　“慎令”是法律创制的基本态度

　　《尚书·周官》有“慎乃出令”的古训，“慎令”为从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乱之道”。“慎令”是古代立法者平衡社会变迁与法律创制二者关系的主要举措。自西汉始，法令简约成为仁政德治的标志之一，然而，“三章之法”至简，不久即有《九章律》问世，其实仍以《法经》《秦律》为宗。此后，为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修订法令成为任何时代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如《宋刑统》号称终宋之世行用，其实，在宋代司法实践中却是编敕、编例等大行其道。《大明律》颁布后，因其“日久而虑精”，朱元璋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却无法预知明代“应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的尴尬局面。可见，法律的修订势在必行，但在修订法律时秉承何种态度，则是法律创制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慎令”古训成为支配古代法律创制的重要导向。所谓慎令，即要求立法者在法律的制定、修改、废除等环节，保持审慎克制的态度，注重从立法技术角度解决律条滋蔓、法例交杂的问题。

　　古代“慎令”理念所衍生的两种思维模式值得高度关注，一曰“减法思维”，二曰“久行思维”。历代立法者面对不计其数的敕、律、令、例等，往往强调删减归纳，通过调整体例、厘正篇目、变更形式、增加疏解等多种手段，在保障法律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适应社会变迁的现实诉求，故修订法律往往有“删修”“删定”之谓，可以认为，“删削”集中体现了古人修律的目的与方法。

　　西汉末年，科令暴增问题日益严峻，“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臣下屡有蠲除之议。自曹魏始，采取删约旧科、区分律令、增广篇目等途径，大幅删减正律数目。《晋律》厘定为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北齐律》进一步将正律约省为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开皇律》最终确立十二篇，五百条的立法格局，并对唐宋之际五百余年法律产生了直接影响。

　　与现代按照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划分法律部分的做法类似，中国古代为应对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而异常重视法律分类，由此，令、科、比、格、式、典、例、故事等，也成为正律减负的重要载体。法令不可轻出，尤忌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减法思维”支配下的法律体系确立以后，古代立法者长期恪守“久行思维”，即强调法令稳定，由此推动主者守文和百姓守法。西晋律学家刘颂认为：“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后周显德四年，世宗诏中书门下删定律令，强调务从简要，“律令之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之有繁杂者，随事删除。止要谐理省文，兼且直书易会”。辽道宗大安五年诏说：“法者，所以示民信而致国治，简易如天地，不忒如四时，使民可避而不可犯。”北宋欧阳修在《新唐书·刑法志》中对于法令简约与久行的关系有高度概括：“法令在简，简则明；行之在久，久则信。”法治以创制良法为前提，良法又以简约便宜为特色。守成平之国，用长行之典，此于立法、修法之际，应当予以充分关注。

　　“尽理”是法律创制的衡量尺度

　　关于法律创制之优劣认定，自古即有“尽善”与“尽理”之争。汉魏以降，先贤已敏锐地洞察到成文法典之局限。西晋元康年间，尚书裴頠指出：“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刘颂更将“尽善”视为治国理政之阻碍：“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而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

　　首先，所谓“尽善”，即时人常言法制之完善。而任何法律均无预设全部法律问题之必要，也无预设全部法律问题之可能。所谓完善，并非是对某一特定时期立法结果的客观评判，而是法律创制不断趋近的终极目标。意欲创制尽善之法，在逻辑上即与“善法”本身相互抵牾。受所谓善法臆想支配，所谓完善路径往往表现为扩充律条、单行立法、增加解释等基本手段，而上述所谓完善法制路径的诸多弊端早已暴露无遗。汉武帝时因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律令渐繁，禁网渐密，出现“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徧睹”的境遇，此为扩充律条过限之弊。秦汉律、令、科等法律形式之间界限模糊，除律令本身膨胀之外，律外旁章科条的激增，成为法律繁碎琐细的主要原因。据《晋书·刑法志》：“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由于法律体例不清，类目不明，各类重复矛盾现象遂无从避免。

　　因此，法律创制需以认识法律功能、查明法律机理为基本前提。单纯“加法思维”支配下的增设条目和单行立法绝非良法善治之道，甚至可能产生“条约既繁，典者不能徧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的严重后果，此为单行立法过度之弊。

　　与此同时，还应客观认识法律解释的功能。自汉代时，中国即有官私注律的传统。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律令规定与法律解释的激增，直接导致执法与守法之困窘。魏明帝下令“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但取郑氏难免偏颇，此为法律解释滥行之弊。以上三弊，智者不可不察。传统立法的“尽理”思想演绎出“蠲其苛秽，存其清约”的修律观念，“附注以明其事，疏义以释其疑”的解释标准，以及因时定例，以例辅律的造法观念等，为传统法律创制与法律实践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与“尽善”相对应，所谓“尽理”，即在认同法律局限性的基础上，主张法律创制应符合天理、事理、情理、法理，并在司法裁判中一定限度允许法官据案权断，由此实现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融通，保障道德秩序、法律权威与法律权益的有效维护。古人云，“大道至简”，法律创制应秉承简约理念，将“尽理”作为衡量法律创制成果的基本尺度。

　　“宽平”是法律创制的评判准则

　　孔子曾说：“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这里的“省”，正是减除之意，意在禁恶于未然。如果不失其罪，事止听讼，则属舍本逐末之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约法”与“省刑”时常互为表里，相伴始终，刑罚惟中、刑制宽平成为历代立法者追求的理想境界，蜚声世界的《唐律疏议》正因为“得古今之平”，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法制的杰出代表。可以认为，简约是宽平的基础，宽平是简约的表征。由此，多次法制变革均与革除弊政、废除酷刑直接关联，“宽平”成为评判法律简约与否的准则之一。

　　三章之法因蠲削烦苛，遂使兆民大说，为汉代四百年基业奠定坚实基础。其后除“挟书律”“妖言令”“收孥连坐之法”等，均是宽平思维支配下的法制简约举措。其后，刑罚宽平成为推动法令简约的重要路径。譬如曹魏厘革妇女从坐之法，北魏限制门房之诛，杨隋革除枭首轘身。至贞观修律，房玄龄等除断趾法，创加役流，祖孙兄弟缘坐均从配没，“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旧唐书·刑法志》说：“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烦去蠧，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法令繁易程度直接制约着执法状况与守法水平，吴元年，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长等议定律令，曾对中国法律简约主义予以集中概括：“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令繁杂往往与刑罚严酷相伴始终。《盐铁论》中说“秦法繁于秋荼，网密于凝脂”，法令的极端严密，并未有效催生法治的因子。宋代实行配隶制度，时常“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配隶条目滋繁，无所遵守，其繁杂程度远胜隋唐流刑。祥符年间，刺配之法仅四十六条。至庆历时，增至一百七十六条，淳熙年间增至五百七十条，其刑又分十四等，此外尚有编管、羁管、安置等不在此列。秦、宋二朝法度不可谓不备，禁网不可谓不密，然法律运行，纲纪失序，轻重失衡，其政之衰实属必然。当然，现代法治状况的评判，早已超越刑罚宽严一隅，但公正、权益、诚信等理念的嬗变与运行，均应视作宽平思想的自然伸延。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确立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基本方针，其中，“科学立法”则是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前置条件。中国传统法律之发达，曾经多次经历由简入繁，化繁为简的历史进程。由于革新与传承并举，删削同增补并存，最终使传统中华法律文明薪火相传数千年而不绝。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关于“科学立法”的科学理解与科学诠释，应当成为当代立法者的迫切任务。“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相似的事件，现实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也都有着历史的成因。要追根溯源，进行历史回放，把当前遇到的问题与挑战放到历史的时空中去认识。”在法律实践中吸纳与践行以慎令思维、尽理思维和宽平思维为主要特征的“简约之道”，或许应当成为当代法律创制的路径之一。

　　（作者分别系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