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除了若干个心碎的家人，很少还有人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叫郑乐芬的温州妇人。”十年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开头说。

　　1986年，一场历史罕见的“抬会”风波席卷了浙江乐清的20多个乡镇，波及了邻近多个县（市、区），20多万人被卷入，8万多个家庭负债累累，引发社会大动荡，引起全国乃至海外的关注。

　　为平息风波，乐清先后惩治会主40多人、诈骗分子53名，30多人被判处徒刑。其中，作为两个大“会主”，郑乐芬与李启锋的涉案金额占了全市“会案”金额的半壁江山，分别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死刑。

　　1988年，真实记录这次“抬会”始末的长篇小说《怪胎》，成了温州作家李涛的成名作。三十年后再回首“会案”风波，这场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不该被忘记，悲剧不能再重演。

　　■民间“聚会”的变种

　　据了解，“会案”作为浙江民间独有的一种非法集资方式，是指以营利为目的，把传统的、低息互助形式的、金额不大的“聚会”，变为以高利率为诱饵，吸收大量现金后进行货币经营的一种非法金融活动。

　　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个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性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

　　资料显示，在1984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超过3亿元，成为当地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

　　原乐清县调处民间债务办公室主任张守奎介绍，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乐清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早，1985年前后，大批群众脱贫致富，手头持有大量闲置资金；另一方面，前店后厂模式的家庭作坊遍地开花，需要大量周转资金，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资金供需的矛盾，把古老的民间聚会，演变为新型的经济犯罪活动——“抬会”。

　　“为什么叫‘抬会’？第一是把利息抬高，第二是把会额抬大，从原来的‘单万会’，抬到10万会、50万会、100万会。”张守奎说。

　　“抬会”的大小会主都是各村有头有脸、能说会道的人，多数是一些女能人。虽然她们中间有的人文化程度不高，但还是把很多有文化的人都给骗了。据资料统计，乐清全县30%的群众卷入其中，其中柳市镇和海屿乡是重灾区，有大约70%的农户参与。

　　“到后来大家像疯了一样，钱拿来，就用尺子量一下，或拿秤称一下，很多人是几十万元入会，数额差一点没关系，钱都堆在地上。”张守奎回忆，一些会主是文盲或半文盲妇女，靠“肚皮账”记忆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资金往来，这也为后来清账增加了难度。

　　■大会主成了炙手可热的“大财神”

　　郑乐芬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丈夫蔡胜南是县汽车客运站的职工。据熟悉的人回忆，郑乐芬长得圆脸胖身，为人热情大方，她没有读过几年书，结婚后就在家里做点针头线脑的小生意。

　　1985年9月，郑乐芬夫妇合谋组织了“民间金融互助会”（俗称“平会”）。同年10月，又将“平会”转为高利润为诱饵的“抬会”，郑乐芬为会主。其经营方式是：先由会员向会主缴纳大额会款，然后由会主分期返还会员，或者由会主先行付给会员大额会款，再由会员分期返还给会主。由于入会利息很高，导致该“抬会”规模迅速扩大。

　　不到一年的时间，该会居然拥有大小会主427人，会员除遍及温州全市外，并远至江苏、山东、新疆等地。收入会款6200余万元，支付会员款6010万余元，经营金额为1.22亿元，收支差额达189.6万元。郑乐芬用这笔钱盖起了三层楼的砖房，还拿出一些借给了邻里朋友。

　　1985年，万元户是普通百姓的梦想，1.22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一对农民夫妇能玩转1亿多元资金，当时震惊了全国。

　　据了解，当时乐清共有大大小小的“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一万两千多人。

　　在乐清，最早提出“抬会”概念的则是李启锋，在此之前，乐清流行的是“平会”形式。

　　李启锋（小名吾华）原是一个木匠，因手艺好，在当地有威望，也为大家所熟识。他起步很晚，1985年9月才开始参与搞“摸会”，但很快成为乐清最大的会主。

　　为了获取更多的暴利，李启锋同年12月开始搞“八年四会”，并购来100开的袖珍笔记本作会员入会和取款的凭证，入会每扎为1.16万元，并确定每月1日和15日分两期吸收会员，会主与会员还订有“八年四会”的协议。

　　李启锋在当月15日就收取会款70多万元。由于“八年四会”除会主可牟取暴利外，会员也可以得利，故会员都踊跃参加。中、小会主见可得差额之利（向会员收来每扎为1.18万元至1.3万元，给李每扎1.16万元），也积极地为李启锋吸收会员。而李启锋自己无钱支付会款，只有靠发展新会员收取“会款”来支付，所以“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由大、中、小会主及会员组成的多层次的宝塔状结构。搞会期间，李启锋陆续雇用十多人等为其清点、运送及收藏会款。

　　钱老伯住在翁垟街道雪湾村，在他的眼中，李启锋是一个讲义气的年轻人。因为“抬会”利息非常高，三个月就可以赚到本钱，所以要求参加“抬会”的人很多。“钱太多了，手工根本点不了，后来就不点了，小会主拿了钱，交到吾华的住处后，就收到工作人员出具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某月某日收某某人多少钱’，上面盖有吾华的印章，一个月后，就可以凭着这张纸条收钱。”

　　1985年12月中旬至1986年3月19日，李启锋先后在乐清县、平阳县、洞头县、玉环县、瑞安市、温州市鹿城区等地共发展会员1450余人，收入会款1.58亿元，支付会款1.18亿元，总发生额达2.76亿元。

　　由于受高利率的诱惑，很多人只要手中有闲钱，都会往大小会主家中送。如今已退休在家的老教师陈伯通回忆：“我亲眼看见那些人将钱放在箩筐里，上面盖着菜叶，趁天黑时挑着担往会主家里送。刚开始，你只要向会主要钱，他连本带利很爽快地就还给你。到最后，不用别人游说，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把钱拿到会主家。”

　　■“抬会”链条断裂引发的“雪崩”

　　在1986年春，“抬会”出现断裂崩盘的迹象，恐慌如瘟疫般在各个乡镇散布开来。由于大中小会主的资金严重亏损，资金链断裂，众多会员到期会款拿不到手，社会秩序出现了大动荡。

　　张金宣当时是乐清县分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他说，县委领导当时对此争议很大，有人认为民间金融最好别管，让它自生自灭好了，不能动，不然等于是捅马蜂窝；有人则说，如果不管，到时积重难返可不得了，闹大了政府要担责。多数人认为政府要有所作为：“抬会”迟早要倒，因为违背经济规律，从小会主、中会主到大会主，按月返息，没有投入生产流通，不可能增值。长痛不如短痛！

　　1986年2月14日，乐清县政府发布严禁“抬会”非法金融活动的通告，但并未能立刻遏制“抬会”的发展，只是开始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到了3月中旬，政府害怕会主们将财产转移引发社会剧烈动荡，决定开始抓人。

　　当时，各种暴力催债层出不穷，非法侵占他人住宅、抢夺财产、绑架人质等事件频频发生，闹得学校不能上课，工厂停产，商店不能营业，机关不能正常工作，社会治安一片混乱。据不完全统计，乐清因“会案”而被绑架的有323人次，被非法拘禁的有500多人，因“会案”造成凶杀致死、悬梁、投河、服毒自尽等非正常死亡的有67人，被打伤的有100多人，捣毁房屋140多处，光李启锋“会案”造成死亡的就有6人。

　　据乐清公安局1986年第十二期《公安情况反映》记载：最近乐清县五交化公司仓库及商店长期滞销、积压的200余把三角刮刀被抢购一空，据说，这些东西大多被用作逼收“会款”、防身及保镖的凶器，甚至出现坐牢要开后门的怪现象，一些会主为了免受暴力逼债非人的折磨，托熟人开后门，主动要求坐牢。

　　1986年7月，平阳、苍南两县的会员向乐清会主讨债无果，情急之下，集结400多名妇女会员闯入乐清县政府大院，强占办公室，在大院里哭天喊地，并冲进县政府食堂吃饭，严重扰乱国家机关办公秩序。

　　陈伯通回忆，乐清翁土羊镇的一个会主外逃后，很多人都去他家搬东西，什么高档的电器都有，一些人竟然在厕所的盒子里找到一叠钱。有个人抢了条被子，据说后来发现被子里竟夹着几千元钱。最后一个赶来的是收破烂的老头，因为在这儿存了5000元，看到没东西可拿，就将两扇门拆下，一边哭着一边扛着门走了。

　　■潜逃和归案

　　作为乐清县最大的“会主”，李启锋获悉政府要开始打击非法搞会活动后，于1986年3月21日逃往甘肃省兰州市，其妻随后也逃往兰州；同年4月3日，二人一起携带会款12万元逃往天津，于5月4日在天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案发后，乐清县政府组织专案组，对其收付款进行清理结算，政府查封款、收回李启锋的借款共计3790万余元，并发还给会员，李启锋的“抬会”直接造成损失计186万余元。

　　据了解，在李启锋一个开村办企业的亲戚家，专案组发现楼上堆有一捆一捆的十元钞票。这些钱被全部搬了出来，运到县城后，在农业银行，几部点钞机点了一天一夜。

　　3月23日，郑乐芬夫妻也潜逃了。4月30日，蔡胜南在上海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7月16日，郑乐芬在江苏省金坛县被公安机关抓获。

　　事后对郑氏“抬会”进行账目清查，在对所有款项和资产进行追缴、变卖之后，会款实际损失49万元。

　　■定性之难

　　李启锋、郑乐芬等人被抓，喧嚣一时的“抬会”开始在乐清停摆。

　　但“抬会”清理工作对当时的分管领导来讲，有三个“难”：

　　一是定罪难。如何给这些被抓的大会主定罪？当时的法律对这种新型的经济犯罪尚无明文规定，到底是以投机倒把罪还是诈骗罪？尚存在争议。

　　二是定性难。到底要不要打击？“抬会”是新生事物，合法还是非法，当时外界有不同声音。因为温州是改革开放前沿，小型企业发展需要资金，所以温州也有个别领导认为，“温州地区民间‘互助会’源远流长，国家银行资金不足，民间金融来补充是一种大胆探索”等。

　　三是量大面广，各种账错综复杂，有的既是债主又是债权人，众多的债务纠纷纠缠在一起，形成无头无尾的“债务链”。

　　后来，拿不定主意的张金宣带着乐清公、检、法、司四个部门负责人，专程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在杭州住了两天，得到的答复是：按诈骗罪处理。

　　之后还曾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来温州视察，乐清检察长向他汇报此案，说了40多分钟，副检察长没听懂，反问：是什么“会”？是不是像旧社会青红帮、小刀会这类组织？

　　就是这样一种新型经济犯罪，在当时的法律界引起了争议，一种意见主张定诈骗罪，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定投机倒把罪。

　　法庭最后采纳了后一种主张。因为在“抬会”的经营过程中，会主与会员之间都订有合约，双方对于“抬会”的经营方式也都是明知的和认同的。会款的收付、清点和记账，均按约定的时间和数额办理。而且，至“抬会”被取缔之前，许多合约正在履行，部分会主和会员因为履行合约已经得利。“抬会”所侵犯的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尤其很多会主在明知其活动属于非法的情况下，继续扩大“抬会”规模，以高利率争夺民间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冲击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对于李启锋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从“抬会”的形成、发展及其形式来看，被告人李启锋主观上以非法获取利润为目的，通过“抬会”形式获取暴利，如1.16万元的“抬会”，抬到底100个月，“会主”可净得会款16.76万元，会员也可得到9万余元。1989年1月21日，温州中院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启锋以获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利用“抬会”形式，非法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破坏国家金融管理，其行为构成投机倒把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严惩。

　　最终，两名会主被执行死刑，一个是郑乐芬，另一个是李启锋。

　　“投机倒把罪”成为历史

　　据了解，1997年新刑法实施之前，“会案”以投机倒把罪认定处刑；1997年新刑法实施之后，以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个标准，“会案”大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认定处刑，有些则以集资诈骗罪认定并处刑。

　　随着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名，“投机倒把罪”已成为历史。

　　近40年前，作为自始至终参与刑法典创制的学者，高铭暄见证了这一罪名的正式确立；随着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转变，他也全程参与了“投机倒把”这一已“不合拍”罪名的废除。他说，“投机倒把罪”被分解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非法经营罪、侵犯著作权罪等具体罪名并予以细化。

　　“投机倒把”的出现受到苏俄的影响，在《苏俄刑法典》中就有专门的“投机罪”规定。1950年7月2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中，就首次出现对于“投机倒把”的规定，并将其归为扰乱市场的犯罪。

　　直到1979年7月1日，高铭暄全程参与的第一部刑法典通过，“投机倒把”才真正成为我国法律上明确的罪名。

　　写入刑法的“投机倒把罪”尽管已经在处罚范围上进行了限缩，但并没有对“投机倒把”有明确的定义，在刑法中仍采用简单罪状。为此，高铭暄等学者在教科书中对“投机倒把”进行了学理上的定义，认为应包含“非法经营行为，牟取暴利为目的，违反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和情节严重”等四要素，才能构成“投机倒把罪”。

　　“‘投机倒把罪’的演变是有规律的，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中央的经济政策先放开，然后实践先行，最后法律制度演变，高铭暄评价，“完全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