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贮之风尚

　　本文所言“私贮”，是关于古代私人持有货币过限的金融法律问题。资财积聚现象可谓自古有之，西汉元帝时贡禹曾说，五铢开铸七十余年，“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可见民间贫富之悬殊。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民间持有货币数量相当惊人，“藏镪巨万”（镪，古称成串的钱）“赀财巨亿”等成为私室富藏之别称。此处研究的“私贮”仅限定于私人合法持有货币领域，租赋、进奉、用度、官藏等所涉钱款，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私贮藏镪，秘不示人。但征诸笔记、传奇、稗乘、杂著等，仍可窥唐代市井民间私贮之盛。唐时都中巨豪王元宝“以铜线穿钱甃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开元天宝遗事》卷二）京城光德坊豪士潘鹘硉“迁贸数年，藏镪巨万，遂均陶、郑”（《剧谈录》卷上）秦川富室某少年颇善经营，“岁获美利，藏镪巨万。”（《唐阙史》卷上）永贞年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镪千万，商旅多宾之”。（《酉阳杂俎》卷一）“唐营丘有豪民姓陈，藏镪巨万。染大风疾，众目之为陈癞子”。（《玉堂闲话》）上述资料虽属巷议琐语，虚实参差，却可视作民间私贮富足的生动描摹。唐代除俸禄、账簿、计赃等特定情况数据翔实外，民间私家持有货币数额无法详知，且受盈亏、收支、用度等因素影响，私贮数额时常处于变动之中。

　　民间百姓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本属社会经济生活之必然。然古代社会宏观金融调剂手段相对有限，官府铸币投入与市场需求时常出现巨大差距。除盗铸恶钱、销钱逐利、税赋征纳等因素以外，巨额私贮成为通货紧缩、钱重物轻的另一重要因素。作为古代社会掌控财富的基本手段之一，民间私贮可谓积久成习。景云初年，监察御史韩琬上言：“往家藏镪积粟相夸，今匿赀示羸以相尚。”上述论断足以证明，私贮货币是初唐百姓理财之常态，亦民间富足之表彰。

　　钱荒与私贮

　　伴随着唐代经济的发展，流通领域对于货币之增量需求不断提高。商品与通货比例失衡，出现了民间乏钱之“钱荒”现象。唐代钱荒成因较为复杂，其中，官方铸币匮乏是造成通货短缺、钱重物轻以及民间私贮的根本原因。受开采数额、冶炼技术、铸币成本等客观因素制约，唐代官方通货投入数量持续不足。以开元末年为例，全国年铸币量仅三十二万七千余贯。天宝年间，诸州置九十九炉铸钱，“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年铸钱量约三十二万七千余贯。中晚唐之际，官府开发铜冶，添置钱炉，各地钱监铸钱数量有明显增长。以桂阳监为例，元和二年，“置桂阳监，铸平阳铜山为钱。”元和三年五月盐铁使李巽今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每日约二十贯，计一年铸成七千贯，有益于民。从之。”此当为新增钱炉铸钱数额。《元和郡县志》：“桂阳监在（郴州）城内，每年铸钱五万贯”，此当为元和年间桂阳监铸钱总数，约为天宝时期单炉铸钱数十五倍有余。又如饶州鄱阳郡永平监，元和年间“每岁铸钱七千贯”，亦较天宝时期单炉铸钱数翻番。

　　高昂的成本是制约官铸增长的根本原因。开元二十二年三月《议放私铸钱敕》明言：“顷虽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公私之间，给用不赡。”由于铸钱1000文，材料成本750文，另需“役丁匠三十”，工费开支尚需另计。由此，官府铸币几无利可图。同时，受矿业自然分布地理条件所限，中国铜冶钱监多置于秦岭、淮河以南，高昂的运费成为提升铸币成本的又一负面因素。中唐之际，甚至出现本倍于利的尴尬局面。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奏：“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至文宗末年，全国铸币数额大幅锐减。据《新志》记载：大和八年，“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新铸钱数约为天宝时期的三分之一。终唐一代，由于官府始终无法在降低铸币成本方面取得根本突破，故铸币投入重量时常呈现乏力态势。

　　民间私贮是促成唐代钱荒的重要因素，巨贾官僚掌控财富数额相当惊人。开元二十二年三月，“没京兆商人任令方资财六十余万贯。”按照前述开元末年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贯计算，任令方私人掌握的现钱数量接近国家两年铸币总和。中唐以后，社会财富继续向权贵富豪阶层积聚，富豪私贮甚巨。大历初年，路嗣恭诛杀广州商户，“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玉泉子》记昭宗时，定州巨富王酒胡“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上述资财虽尽非现钱，但民间资财分布状态，亦由此可见一斑。巨额现钱长期藏于民间，此与官钱不足、铜钱外流、销钱铸器等不利因素相互作用，“钱荒”爆发已成必然之势。

　　建中三年以后，政府推行两税改革，百姓以钱纳税，加速市面通货积聚速度，长吏、节将更“有藏镪滞帛以贻子孙者”。钱重物轻，诱使大量铸币滞于民间，久藏不出，造成通货匮乏，轻重失衡。原本奇缺的通货更显匮乏，最终对唐代自然经济的主体地位构成严重冲击。总之，唐代“钱荒”与私贮互为因果，相互为用：钱货日重，谷帛价贱，豪民囤积求利，民间私贮遂盛；藏镪不出，市易阻滞，钱荒因此渐成痼疾。钱愈少，民愈藏；民愈藏，钱更荒。因此，钱荒是刺激私贮的重要因素，私贮盛行使钱荒问题更加严峻，并直接促成唐代钱货立法之重要转向。

　　私贮之法禁

　　民间私贮积累至一定程度，势必对金融秩序、经济安全乃至政治架构产生深刻影响。唐代对于私贮问题的法律调整，主要集中于政策研判、鼓励流通和限制私贮三大领域。

　　（一）政策研判

　　限制私贮政策是抑商传统在社会财富分配领域的直接表现，玄宗先天至开元时期，货币立法主要致力于恶钱治理，并已开始关注私贮问题。先天元年，因恶钱与私贮综合作用引发的物价波动问题，已初现端倪。天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谏议大夫杨虚受针对恶钱滥行与藏镪不出的问题，进呈上《请禁恶钱疏》。杨氏对于“私铸”与“私贮”迭相为患的判断，并未引起当局足够重视。《册府元龟》曰：“书奏，付中书门下详议，以为扰政，不行。”另一方面，杨虚受并未提供破解私贮之良策。唐代首次对私贮问题的法律规制，可溯至开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铸造铜器诏》：

　　故有盗铸者冒严刑而不悔，藏镪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货益少，币帛颇轻。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铜者馁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于器用，又不同于宝物，唯以铸钱，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铸，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断私卖铜锡。仍禁造铜器，所在采铜锡铅，官为市取，勿抑其价，务利于人。

　　显然，开元中期，“私铸”与“私贮”仍是困扰唐代金融的两大痼疾。开元十七年诏之核心内容在于强调源头治理，通过控制铜锡交易、遏制私造铜器等，保障官方铸钱原料供给，增加官铸物资保障，其意义主要在于防止民间私铸犯罪蔓延。而对于私贮问题，却未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其实，《禁铸造铜器诏》的上述做法，恰是正确认识私贮问题本质属性的重要表现。民间藏镪本身是社会财富积累和积聚的必然产物，若豪民富贾利用巨额现钱控制物价，渔利百姓，官府自当采取措施予以惩禁。但是，对于百姓持币过限之原因和影响，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应采取强制或胁迫措施。归根结底，官府应在充盈通货和平抑物价方面有所作为，通过振兴财政，延揽民心，从而根本控制民间私贮问题的恶化。

　　（二）鼓励流通

　　“钱是通流之货，居之则物以腾踊。”民间私贮已对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以至官府被迫对此予以规制。唐代私贮之禁，创始于元和三年六月，宪宗发布《条贯钱货及禁采银敕》，立限一年，督促商贾“蓄钱者，皆出以市货”，籍此促进资金融通：

　　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委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官中不得辄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货易，以求便利。计周岁之后，此法遍行，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其方圆，意在他时行法不贷。

　　钱帛兼行是唐代弥补通货短缺的又一举措，却无法有效缓解现钱短缺问题。唐代秉承“布帛为本，钱刀是末”理念，绢帛作为唐代通货之本，亦是大宗交易之主要支付手段。但由于粟帛在储存、运输、估价方面存在先天缺陷，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铜钱逐步承担主要流通职能。自开元晚期，“钱货兼行”原则仍在历次诏令中得以反复重申。开元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令钱货兼用制》规定：“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关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开元二十二年十月六日《命钱物兼用敕》又曰：“自今以后，所有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纬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安史之乱后，钱帛兼行原则更为朝廷所重。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元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赈恤百姓德音》放宽交易额度，要求“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疋段，委度支盐铁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数，条流闻奏”。大和四年敕，“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从官府不断发布的限制私贮和收市布帛诏敕不难看出，铜钱交易在商品流通领域所占份额呈现不断攀升趋势，继续将绢帛作为主要流通手段已明显不合时宜。

　　（三）限制私贮

　　按照元和三年六月敕之精神，商人出钱易物，以一年为限。设立私贮禁令的下限，应在元和四年。当时或因蓄钱渐出，通货紧缩局面暂时缓和。直至元和十二年正月，官府方才正式设立私贮禁令：私人持有货币，以五千贯为限：“富家藏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于官，以五分之一赏告者。”《禁私贮见钱敕》明确规定了私贮限额、出钱时限、私贮罚则、举告赏额等。但此敕发布的背景，与方镇积钱和军司干预直接关联。《唐会要》：“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如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于是竞买第屋，以变其钱，多者竟里巷佣僦，以归其直。而高赀大贾者，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得穷验。”《唐会要》专门提及王锷、韩弘、李惟简三人，皆称雄于藩镇，因敛财而闻名。元和十二年《禁私贮见钱敕》难于有效实施，亦无法对藩镇、军司贮藏现钱进行有效调整。限制私贮政策在文宗朝得以继续推行。大和四年十一月《纠告私贮蓄积现钱敕》在大幅提高私贮上限的基础上（七千贯），将民间持有货币数额划分为两档（一万贯至十万贯、十万贯至二十万贯），分别设定出钱期限（一年、二年），举告赏格则基本援用元和十年敕旧例。

　　富户藏镪，积习难除。元和十二年敕与大和四年敕是以法令形式限制私贮的典型代表，却均遭遇“法竟不行”“未几皆罢”之尴尬境遇。归根结底，限制私贮法令与货币基本职能相悖。对此，马端临曾如此评价元和十二年私贮之禁：

　　今以钱重物轻之故，立蓄钱之限。然钱重物轻，正蔵镪逐利者之所乐闻也。人弃我取，谁无是心。正不必设法禁以驱之，徒开告讦之门，而重为烦扰耳。

　　唐人元稹认为各地法令贯彻不利，也是促成积钱不出的原因之一。元和十五年正月，元稹《钱货议状》奏曰：“钱帛不兼于卖鬻，积钱不出于墙垣，欺滥遍行于市井，亦未闻鞭一夫，黜一吏，赏一告讦，坏一蓄藏。岂法不便于时耶？盖行之不至也。”其实，所谓官吏执法懈怠乃皮相之谈，盖因藏钱者非富即贵，加之中晚唐藩镇强悍，积弊难除；富户因求自保，则挂名军籍，托名庇护，长吏实束手无策。元和十二年限制私贮，“京师区肆所积，皆方镇钱……然富贾倚左右神策军官钱为名，府县不敢劾问。”《新唐书·兵制》：“夫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诸军之中，左右神策军曾抵御安禄山反叛和吐蕃入寇，“外入赴难，国家遂以倚重”，故而最为骄横。以后又因宦官担任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其势更居诸军之上。由此，受中晚唐王室衰微、藩镇割据、禁军干政、钱重物轻等因素综合影响，财富向特定阶层和区域的迅速集聚，已成不可扭转之必然趋势，钱荒成为唐代甚至五代、两宋时期难以破解之死结，后世交子、会子、纸钞、白银等其他通货逐步取代铜钱，已成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

　　〔本文系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团队”成果，原刊于《唐代钱法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149页，有删节。〕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