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指定时间，5月15日，生态环境部派出的25个统筹强化监督组（以下简称强化监督）全部就位。强化监督的全面铺开，标志着由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的26项督查检查考核等执法行动已经缩减至1项，即强化监督。

　　自行安排吃住行，原则上只能开一次会，只能调阅一次资料，一个地市只能去一次，一次检查完成多项任务，每位参与监督人员都要签署廉洁守纪承诺书……《法制日报》记者在参加了对河北省的现场监督后发现，生态环境执法正在悄然生变。而这种变革的背后则意味着目前的生态环境执法监督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简洁高效。

　　与以往相比，新阶段的环境执法模式更具优势。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紧盯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问题的同时，监督尺度更加统一，方式更加优化，科技含量更高，更加注重为地方减负松绑，更加注重环境问题的解决。

　　从26项压缩到1项，环境执法频次大幅瘦身，但是，执法效能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更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环境质量的改善。近几年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大气质量改善的幅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生态环境执法行动悄然改变

　　5月15日，是生态环境部要求执行强化监督的25个省工作组92个现场小组进驻监督地的统一时间。这天早晨9点，无须车接，不用引路，由生态环境部海洋司副司长胡松琴任组长的河北组准时到了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就即将开展的强化监督工作安排与河北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张桂生等进行对接。

　　主客双方不足10人，没有地方政府领导，没有主席台，没有会标横幅。胡松琴与张桂生分别作简短发言。这也是监督工作组在河北现场监督期间，与当地召开的唯一一次会议。

　　不到一个半小时，对接会结束。胡松琴一行下楼自行离开河北省厅，回到住处安排各组的现场监督工作。中午12点，《法制日报》记者与胡松琴等人在住处旁边的小餐馆，随意点了三个菜，一人一碗小米粥，进入河北现场监督首日的第一餐就这样解决了。

　　如果不是应邀参加伴随式采访，记者不敢相信这竟是事实。

　　5月17日，《法制日报》记者在河北省大城县以及文安县参加现场小组对这两个县“洋垃圾”整治情况的现场督查。

　　与监督工作组到河北与省环境厅对接同样模式，督查现场组自行租车首先到的是河北省华威物资再生利用有限责任公司。这家企业老板称，早在去年七八月份就已经停止进口，废旧铜线等拆解工作也随之停止。但是，现场组在企业仍发现有剥开的铜线及成包的铜米。对此，监督人员让企业老板拿出海关进口报关单等各种单据一页一页、一项一项的核对，直到最终彻底查清情况。

　　与此同时，另一组赶往文安县，对远东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再生）的清理整治情况进行现场核实。

　　“这家企业早就不生产，现在是啥都没有了。”远东再生看门的大爷边说边打开大铁门。《法制日报》记者与现场组人员一起将这家企业里里外外看了个遍，确实如这位看门大爷所言，远东再生已经人去厂房空。

　　经与路人询问，现场组了解到远东再生管理部门是文安县黄浦农场。于是，督查组人员赶到黄浦农场，再对远东再生的相关情况进行详细核实。这家农场负责人告诉现场组一行，他们农场类似于开发区管委会，是当地政府的一级派出机构。

　　将近中午1点核实工作仍在进行。眼看着就过了午饭时间，黄浦农场一再挽留现场组人员在农场吃工作餐，但是，胡松琴等人坚持自行解决。

　　没有地方陪同，没有单位接待，在农场旁边的一个小饭馆，一人一碗刀削面，这就是工作组的午餐。

　　不仅是吃饭在“瘦身”，据执法局负责人介绍，与统筹前相比，强化监督进驻地方时间减少80%左右，同时，规模、人数以及地方配合工作量也都大幅减少。

　　每人都要签订廉洁守纪承诺书

　　到了饭点连政府机关的一顿工作餐都不能吃，仅看表面，确实有些不近人情，甚至给人一种不接地气的感觉。

　　“既然规定不能由地方接待就必须严格执行。”胡松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次强化监督启动之前，生态环境部不仅对所有参与监督人员进行了全面培训，而且对廉洁守纪问题也做了反复强调，其中包括不准违反组织纪律、廉政纪律等“五不准”和反对形式主义问题等“七承诺”。

　　胡松琴透露，生态环境部要求强化监督人员一律自行安排吃住行，不得接受任何单位接待，不给地方增加工作及经济负担。同时，现场组要按统一部署独立工作，不干预、不替代、不打扰地方正常工作程序，对于发现的问题依法移交地方政府处理。

　　此外，每位参与监督的人员还要签订廉洁守纪承诺书，督查结束后还要提交自查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还专门公布了举报邮箱和通信地址，接受全社会监督。

　　按照生态环境部制定的承诺书要求，参与督查的人员除了“不参与或接受被监督对象的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不包庇、纵容、袒护环境违法行为，不歪曲、夸大、捏造环境问题及影响”等之外，还“不准对监督对象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口大气粗”。

　　参与现场监督的执法局有关负责人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强化监督风清气正，努力打造生态环境执法铁军。同时，也是坚决贯彻中央为地方减负、不增加地方负担的要求，切实解决各类形式主义突出问题，让地方更加专注于问题整改，聚焦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效。

　　一次监督解决七方面问题

　　党的十九大后，随着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出炉，环境保护部更名为生态环境部。依然是5个字，但是，监管职责更加突出。“特别是生态环境执法任务更加繁重，原环保部的环境监察局也更名为生态环境执法局。”执法局负责人说，设立执法局就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七大标志性战役。

　　据介绍，围绕打好七大标志性战役，今年年初，生态环境部制定印发了《统筹规范强化监督实施方案（试行）》，《方案》提出贯彻中央为基层减负松绑的要求，将污染防治攻坚战确定的重点任务整合到一起纳入强化监督，并通过计划、任务、时间、地域、人员、方式等“6个统筹”，把涉及同一地区的多项任务进行整合，由同一拨人同一时段完成，最终实现规模、人数以及地方配合工作量大幅减少，同时也保证人员调配更合理、任务更高效。

　　据执法局这位负责人介绍，从今年5月15日至25日开展的为期10天的强化监督，已经将水源地保护、“清废”行动、打击“洋垃圾”、“三磷”整治、黑臭水体治理，斯德哥尔摩公约和汞公约履约抽查、群众信访线索现场核查等七个专项执法任务统一纳入强化监督这一项行动中，7项专项任务共覆盖25个省份251个地市625个县区共3804个点位。

　　将七项专项执法统一纳入强化监督，这在生态环境部的历史上还是首次。

　　“我们部里的督查检查考核等各类执法行动全部算在一起，最多时有26项。”执法局负责人指出，近年来，生态环境部不断探索，努力通过执法模式的改变，减轻地方接待压力，不打乱地方工作秩序。他说，更重要的是，提高执法效能。

　　说到环境执法，可谓源远流长。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环保部）、发改委、工信部等7部门联合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这项执法后来扩展到11个部委，时间跨度更是从2004年持续至2014年。此外，原国家环保总局包括原环保部还联合其他部门开展过矿山生态环保、工业园区违法问题、机动车达标等各类执法。

　　“必须肯定的是，这些执法行动均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一位曾参加过相关执法行动的人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过去最大的问题是层层部署、层层上报，没有对发现的问题紧盯不放，对问题整改也没有紧抓落实，第二年可能问题依旧甚至出现反弹。在他看来，这种督查对推动工作、提高认识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对彻底解决某个行业、区域的问题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创新模式大幅提高执法效能

　　据执法局这位负责人介绍，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近几年，生态环境执法模式一直在不断深化升级。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监督尺度更加统一，对督查发现的问题一抓到底，而且很多行动是生态环境部直接组织，“直接从部里抽调人员，对检查出来的问题统一拉条挂账移交给地方政府解决，查处一个销号一个。”这种执法模式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大批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对整个环境质量改善的推动作用也更加明显。

　　“全程App操作，必要时启用无人机，执法尺度更加一致，方式更加优化，科技含量更高。”执法局这位负责人说，从去年开始，生态环境部所开展的各项督查包括大气强化监督、饮用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等，实际上标志着生态环境执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从今年开始，生态环境部更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不仅将26项执法行动整合为1项，而且明确提出“强化监督一年只进行两次，其中，上半年这次主要是帮助地方发现问题、建立台账，下半年这次则是针对上半年督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核实”。

　　5月25日，今年上半年的强化监督已经结束。七个专项共发现核实问题5200多个，其中包括一批破坏生态环境、威胁环境安全以及环保治理不到位问题。执法局这位负责人说，对这些问题，生态环境部将逐一拉条挂账，依法移交地方政府解决，并对问题整治情况紧盯不放，不解决到位决不松手。

　　2018年，创新执法模式后，生态环境部开展了蓝天保卫战，饮用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等，而这些执法行动的背后是生态环境质量的大幅改善。

　　今年年初，生态环境部通报说，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细颗粒物（PM2.5）浓度同比下降9.3%，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改善更加明显，其中，“2+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1.2个百分点；PM2.5浓度同比下降11.8%。空气质量改善的同时，水环境质量也在改善。2018年，1940个国家地表水评价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至Ⅲ类）断面比例同比提高3.1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同比降低1.6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