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合治视阈下疑狱审理机制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2019-09-20 14:57:56 | 来源:人民法院报 | 作者:刘奇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了“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此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度重申了这一方略。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道德与法律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均优于纯粹的法治主义或纯粹的德治主义。我们从中国法律文明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大凡国家治理者将道德完全从法律中剥除的时候,都是国家治理效果相对较差的时候;相反,当国家治理者将道德有机融入到法律中的时候,都是国家治理效果相对较好的时候。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论及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时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就是说,秦朝的灭亡并非是因为当时缺乏完备的法律规则,而是缺乏法律规则之外的仁义道德。可以说,秦朝的失败源于对“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纯粹法治主义模式的极端推崇。与此类似的是,纯粹的德治主义也可能会导致国家治理的失败。《汉书·元帝纪》中便记载过汉宣帝一句教诲太子的话,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从这句话可知,西汉前期之所以能够保持国力强盛,并非是纯粹德治主义的功劳。秦汉时期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德治与法治必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纵观中国整个历史,存续时间长的朝代几乎都奉行德法合治的理念,比如西周提倡“明德慎罚”、唐代提倡“德本刑用”、明朝提倡“明刑弼教”等。这些古代版的德法合治理念,集中反映在了对疑狱的审理机制上。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过如下疑狱审理机制:

  其一,疑狱奏谳机制。疑狱奏谳机制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较早的疑狱审理机制,其正式形成时间是汉代。这项机制规定,地方司法机关在遇到刑事疑难案件的时候,需要逐级上报至中央司法机关进行审理,进而实现提高疑狱审理质量的目的。《汉书·刑法志》记载:“自今以来,县道官疑狱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该段文献中为我们展现了疑狱奏谳机制的一个具体运作模式,即“县道官=>二千石官=>廷尉=>皇帝”的模式。这项逐级请示汇报的机制自汉代创立以后,便一直被后世沿用。

  其二,集议杂议机制。集议与杂议乃是同一机制的不同表述。该机制乃是疑狱奏谳机制的延伸。《宋史·刑法志》记载:“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意思是说,全国范围内的疑狱,如果上奏到中央司法部门以后还是无法解决的,那皇帝就要将案件下发给两制(翰林学士为内制,中书舍人为外制,合成两制)、御史台以及谏院等中央部门的大臣进行集中讨论。也就是说,集议杂议机制往往是在中央司法机关难以解决地方奏报之疑狱的情况下才启动的。相较于疑狱奏谳,集议或杂议参与的部门会更多,参与的人员其专业背景也更杂。

  其三,虑囚会审机制。从总体上来说,疑狱奏谳与集议杂议这两个机制都是由下往上启动的,下级机关掌握着主动权;而虑囚会审机制则刚好相反,是一种由上级机构主动开启的审理机制。虑囚机制正式创立于汉朝,会审机制正式创立于明朝。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由州郡以上地方长官或中央司法长官定期主动对京师或地方监狱中关押的犯人进行复审,并由此解决了很多地方没有上报的疑狱。历史上很多留心狱事的君主甚至会亲自虑囚。

  其四,引经决狱机制。引经决狱又叫春秋决狱、经义决狱或引经决疑,是一项盛行于两汉时期的以儒家经典义理作为依据来裁判重大疑难刑事案件的机制。引经决狱脱胎于疑狱奏谳机制。起初,中央在审理地方奏报的疑狱时,并没有固定的裁判依据。到汉武帝时期,儒学盛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在给廷尉等中央部门提供疑狱审理意见的时候,有倾向地选择了儒家经典尤其是将《春秋》中的义理作为裁判依据;因为这一做法的审理效果很好,以至于此后便逐渐形成风气。后来,春秋决狱的模式不断被推广,以至于儒家的其他经典比如《诗经》《尚书》等古籍中的观点和案例也被当成了比较权威的审判依据,因此,春秋决狱逐渐演变为了经义决狱。这一引经决狱的机制在汉唐时期盛行了近千年,为很多棘手的刑事疑难案件提供了比较有效的解决方式。

  其五,比附援引机制。比附援引机制,是指某一行为在法律正文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规定有明显偏漏的情况下,以类比推理的方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比照依附最相类似的法条和判例对刑事疑难案件进行处理的一种机制。该机制早在先秦便有了萌芽,《尚书·吕刑》中记载:“上下比罪,无僭乱辞。”《睡虎地秦简》中也规定:“臣强与主奸,可(何)论?比殴主。”不过,比附援引机制的正式成型,还是在明朝以后。《大明律》规定:“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无正条者,引律比附。”该机制后来在清朝和日本得到沿用。这一机制和引经决狱机制一样,都是一种专为疑难案件量身打造的审理机制。

  其六,辅助机制。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除了有疑狱奏谳、集议杂议、虑囚会审、引经决狱、比附援引等机制以外,还有很多旨在提高疑狱审理效率的辅助性机制,比如官员选任、直诉越诉等机制。这当中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便是官员选任机制。《宋史·刑法志》记载:“凡御史、大理官属,尤严选择。”这一严格选任司法官员的机制,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提高司法官员的素质,进而去提升司法机关审理疑狱的整体水平。

  从总体上来看,上述疑狱审理机制虽然名为法律机制,但其操作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融入了很多法律之外的元素。比如集议杂议机制中参与案件审理的人员,很多都没有从事法律职业的背景;又比如引经决狱机制中所用的裁判依据,很多时候并不是国家的律令条文,而是儒家经典条文。但也正是因为疑狱的审理多了一些法律之外的视角,所以常常能取得比较好的综合效果。比如《后汉书·何敞传》记载:“(何敞)及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义。”从这个记载可知,东汉何敞在审理疑难冤狱的时候,虽然裁判依据并非律令条文而是《春秋》经义,但裁判的社会效果颇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我国古代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当然,我们无需对所有案件适用特殊审理机制,事实上,历史上那些特殊审理机制多是为疑狱或者说是刑事疑难案件量身打造的。同时,我们也无需对古代这些审理机制进行照搬照抄,因为我们当下已经有了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机制,比如案例指导机制和司法解释机制等等。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对历史上的疑狱审理机制进行抽象性继承和创新性转化;而抽象性继承和创新性转化的归旨,是要让人们关注到法条之外的人和事,关注到法理之外的情与理,关注到法律之外的道德,关注到法治之外的教化。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智库项目“德法合治的历史传统与时代创新”的阶段性成果;该项目编号为:2018ZDZK24)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刘泽
网友评论: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