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矛盾纠纷涌入诉讼渠道。2011年以来，浙江省温州市两级法院收案数以每年2万余件增长；2017年开始，收案数持续在22万余件的高位状态。为此，温州法院主动将法院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积极构建“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打造“场所+机制”“线上+线下”“城镇+乡村”“国内+国外”诉源治理新模式，助推市政治理现代化，走出了一条具有温州特色的共建共治共享诉源治理之道。

　　2019年，温州法院新收各类案件222410件，同比下降2.86%，近10年来首次出现降幅；其中，一审民商事收案90394件，同比下降4.96%。

　　“场所+机制” 共建“一站式”平台

　　“要是给瓯海法院送锦旗，估计要挂满瓯法大厅，这场所、这服务，没的说。”当事人在微信朋友圈发文，为瓯海区人民法院的工作点赞。

　　据瓯海法院院长周虹介绍，该院依托当地“平安瓯海”综合体，整合诉讼服务、大调解（速裁）、心理辅导、社会帮扶、综治指挥、维稳作战六大平台，设有立案登记、财产保全等19个服务窗口，并承担法律援助、公证受理、司法鉴定等辅助性、事务性司法服务功能，实现40余项业务“一窗受理、集成服务”，让群众“走进一个厅，事情全办清”。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导全市基层法院以整体入驻为目标，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推进县级平台建设，11家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于2019年年底前已全部成建制入驻当地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承担包括诉调衔接、司法确认、民商事和行政立案、速裁快审等审判和诉讼服务职能，实现为群众解决矛盾纠纷“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

　　“像瓯海法院这样整体入驻的，全市还有7家法院。各法院诉服中心入驻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后，严格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规范》对诉讼服务窗口、场所和人员实行科学设置，确保诉讼服务规范化、标准化、智能化水平。”温州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谢作幸介绍，法院依托综治中心平台，建立矛盾纠纷分流调解机制。有10家基层法院制定了辖区多元解纷流程及工作指引，明确纠纷分类引导细化流程，为当事人提供多方面释明和引导。各法院充分借助综治中心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等社会调解力量，根据纠纷性质和当事人意愿引导当事人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解纷机制。2019年，全市基层法院诉前纠纷化解率达20.37%，同比上升3.69%。

　　综治中心平台在借助社会调解力量的同时，又整合了政法委、法院、司法、信访、民政、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共同进驻。截至目前，已经引入在线调解组织571家、调解员5190名，特邀调解员1013名，从而形成了“党政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诉源治理工作格局。

　　“线上+线下” 融合诉讼服务

　　浙江某茶叶制造公司因经营不善，自2015年起便一直拖欠茶农货款。31名茶农多次催讨未果，遂一同将该公司诉至苍南县人民法院。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苍南法院将案件委托专职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一天不到的时间里，31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通过ODR平台均顺利完成了调解。

　　如今，通过互联网+线上诉讼服务平台调解纠纷早已成为温州两级法院诉前调解的常态。法院充分利用ODR平台、“移动微法院”等线上诉讼服务平台，将纠纷引导分流至全市571家调解组织、5190名调解员开展线上调解，调解成功的在线进行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功的自动回传予以立案。2019年，全市法院ODR平台共受理调解纠纷63565件，调解成功率达94.97%。

　　除了用好线上平台，温州法院线下调解工作更是全面开花。

　　因房开公司未依约对房屋进行装修及办理房屋初始登记，导致购房户们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双方协商沟通了近八年之久后，林先生和其他三十余位购房者来到了法院。

　　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庭长林毅在了解了案情后，梳理了双方矛盾的争议点，给人民调解员出了大概的调解方向。最终，在法院工作人员、律师调解员、人民调解员的合力调解下，购房者和房开公司顺利达成调解协议。

　　温州两级法院在诉服中心均设置了分流导诉台，引导群众优先选择在线调解或常驻组织调解。当事人选择线上调解的，由分流员引导ODR登记申请，根据案件性质并结合当事人意愿进行线上指派调解。留在中心调解的案件实行三级分流模式，家事邻里、金钱债务、侵权损害等常见纠纷由常驻中心的调解员进行调解；专业性较强、调解难度较大的案件，指派律师调解或引入特邀调解员调解；涉群体、涉稳案件或行政争议，由法官、特邀调解员组成调解团队，对接职能部门及时会商化解。

　　“把辖区内的资源充分整合起来，把工作做在前面，大量的纠纷化解在源头，通过层层过滤，进入法院的案件越来越少，节约了司法资源。”温州中院院长徐亚农告诉记者，“通过整合运用，合力逐步化解纠纷的模式，就是我们常说的‘漏斗式’调解模式。”

　　“城镇+乡村” 延伸基层服务

　　日前，平阳县人民法院鳌江法庭接到了王女士要求与丈夫解除婚姻关系并分割房屋产权的起诉书。法庭将该案移交到鳌江镇大调解综合体，由调解员介入调解，双方很快就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一致。

　　“我们鳌江法庭受理的案件，都会先移交到鳌江镇大调解综合体，同时每个工作日指派干警前往综合体，针对案件分类选调、专业化解，利用好律师、人民调解员等力量，提高诉前化解率，实现当事人解纷最多跑‘一地’。”鳌江法庭庭长杨隆隆介绍。

　　鳌江镇大调解综合体是温州首个镇级综合性矛盾纠纷化解服务中心，该中心引入信访、综治、公安、司法局等力量，形成矛盾纠纷联调、联处的工作合力。鳌江法庭诉讼服务中心整体迁移该中心，正是温州法院采取积极措施实现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的一个缩影。

　　“除了鳌江法庭，像文成县人民法院玉壶法庭等都已经实现法庭诉讼服务中心的整体迁移。通过进一步发挥中心街道（乡镇）、社区（村居）及专业性调解组织等调解主体作用，对矛盾纠纷进行联调联处，将基层法庭司法保障服务融入基层党委的社会综合治理格局。”温州中院立案庭庭长戴真说。

　　2020年1月15日，浙江某建设有限公司将16名村民诉至文成法院珊溪法庭，要求偿还拖欠的工程款。刘化勤接到该案后，认为该案存在转为系列类案的可能，遂向乡镇干部了解情况。原来，原告与该镇新联村共136名住户均签订了房屋承建合同，大多住户认为房屋存在瑕疵而均未交付工程款。刘化勤意识到，如不妥善处理可能会有大量案件陆续进入诉讼程序。考虑到这一情况，刘化勤开始积极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在首案达成调解协议后，又通过乡镇干部联系余下住户，促成120名住户与浙江某建设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使矛盾纠纷成功化解在萌芽阶段。

　　据悉，文成法院在下辖的17个乡（镇）均设立了员额法官工作室。本着“一乡镇一员额法官”的宗旨，该院在每个办公室选配1至2名政治强、业务精、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员额法官，与乡（镇）辖区内的人民陪审员、特邀调解员等共同开展工作。

　　2019年年底，温州各基层法院在每个街道（乡镇）设立巡回审判站点，由员额法官定点联系街道（乡镇），采取巡回、定期值班等方式，依托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和全科网格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联络代表委员、了解社情民意、指导培训人民调解、提出司法建议、开展法治宣传、组织引导调解，实现“关口前移、力量下沉”，将纠纷解决在萌芽、化解在基层。

　　平阳法院成立了驻南麂岛旅游巡回法庭和诉调对接联络站，将诉讼服务延伸至海岛，首创全省“南麂法治无讼岛”。联络站成立以来，专职法官共上岛调解纠纷20起，涉岛纠纷无一进入诉讼程序。鹿城法院则全面加强辖区“无讼社区”建设，实现了11个社区（村居）全年无诉讼案件。

　　“国内+国外” 跨国解纷“一条龙”

　　创设海外调解联络点，是温州法院的特色亮点工作。为解决侨胞诉讼难等问题，文成、瑞安、鹿城、瓯海四家法院在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米兰、博洛尼亚，美国纽约、洛杉矶等3个国家6个地区设立了海外调解员点。2018年，瓯海法院又在侨胞侨眷众多的3个街道及村建立“侨乡法驿”“侨村法驿”服务站点，建立跨境调解体系，聘请知名侨领担任特邀调解员（联络员）、涉侨人民陪审员，促成区、镇、村三级联通、国内外无障碍对接的跨境远程司法服务网络，通过侨乡、侨村服务点及海外联络点即可开展远程立案、授权认证、送达文书、开庭调解、协作执行等事项，涉侨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从285.6天降至50天。

　　2019年以来，温州中院牵头打造升级版涉侨司法服务“全球通”，建立了统一的海外特邀调解员和海外联络站名录，实现温州全市范围数据共享、资源共享，建立覆盖17个国家（地区）的跨境调解体系。全市法院依托信息网络平台，将海外联络机制与ODR平台、移动微法院相结合，突破时空限制。

　　2013年6月，彭某向某房开公司购买了一间商铺，并支付了全部价款，后因该房开公司逾期交房产生纠纷。身处意大利的彭某一直无法回国办理起诉，而其他提起违约诉讼的同批购房者大部分已经参与执行款分配。如果不及时跟进，彭某的权益极有可能受到损失。

　　2019年7月19日，彭某、房开公司委托代理人、瓯海法院特邀调解员三方，在国内外各自住所或办公地点，经人脸识别和身份确认后，登录“ODR平台”展开调解工作，并在一个小时后达成调解协议，当场进行了司法确认。

　　“以往侨胞要处理此类跨境纠纷案件，少则需要耗时数月，多则长达数年，而最便利的方式也需要到海外调解联络点办理。现如今，他们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调解、司法确认、申请执行等‘一条龙’业务办理。”戴真说，“2019年我们已经提供在线跨境司法服务98次，真正实现跨国解纷‘一次不用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