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阳河静静地流着，几块青石板桥旁边，野草青青。

　　这里是起凤桥旧址，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处决罪犯的地方，也是革命志士、原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主席罗荣昌的牺牲之地。

　　故事要从90年前说起。

　　1931年，罗荣昌还是四川省恩阳县（今巴中市恩阳区）一个普通农民。这年11月，一支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对他生命产生重要影响的军队——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诞生了。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主力1.6万余人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攻下南江、通江、巴中等县，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罗荣昌像很多当地人一样，在红四方面军到来后迅速参加红军，1934年6月出任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主席。

　　苏维埃政府重视司法建设，革命法庭是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建制。

　　1934年初，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大到4.2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23个县和1个特别市的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发展到8万余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为稳定秩序、恢复生产，《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组织法》《川陕省革命法庭组织条例》等一系列条例颁布，红四方面军带领根据地人民进行了认真艰难的法治探索。

　　在根据地，乡、区设有裁判委员会，直属县革命法庭，县设革命法庭，直属省革命法庭，省苏维埃革命法庭为一省的最高级法庭。通过镇压各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保障苏维埃宪法和一切法令的执行，接收和处理苏维埃区域人民群众团体和政府机关的一切申诉事件……遍布根据地的革命法庭成为巩固政权、维护人心的重要抓手。

　　罗荣昌作为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主席，多次率队到渔溪、万安、雪山等地清理反革命，剿土匪，惩办奸细。上八庙乡的李新兰勾结匪徒抢劫，罗荣昌率领百余人到达松坡梁，最终在红军增援下活捉李新兰等，并将其押解于革命法庭公开审理，在起凤桥刑场执行枪决。

　　缓缓流动的恩阳河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沿着河岸拾级而上，恩阳古镇数百座明清建筑伫立眼前，二三层穿斗结构的吊脚楼鳞次栉比，几乎家家有人居住，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也不例外。

　　这是一座青瓦屋顶的木楼建筑。推开大门，眼前是开阔的大堂，左右各有两间小屋。木楼依地势而建，穿过大堂是通往楼下的阶梯，石砌的天井洒进阳光，给庭院增添了几抹亮色，楼下几间小屋，过去用作羁押之用。房屋的主人并没有改变法庭原来的模样，开了一家工农旅馆，身处其间，我们依然能想象出革命法庭当年开门办案的场景。

　　恩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洋向我们展示了恩阳法庭过去的裁判文书、提讯单等。据了解，恩阳革命法庭从1933年6月到1935年3月存续了近两年时间，在这期间，审理各种刑事案件近百件，惩处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土匪流氓等150余人，审理重大民事案件200余件。

　　川陕革命根据地有很多革命法庭，几乎红军走到哪里，苏维埃政权建到哪里，法庭就设到了哪里。达州的红胜县、通江的赤江县等都有过革命法庭，但像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这样保存完好、资料丰富的少之又少。当时的战争形势加上时代变迁，让许多那个年代的革命法庭难觅踪迹，川陕省革命法庭也是如此。

　　杨正保是巴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在巴中小街子一带找到了川陕省革命法庭存在的痕迹：“1933年6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从通江迁至巴中后，设在巴城‘学田局’和黄盛元（龚家大院）私宅内……设财政、经济、外交、交通、土地……法庭、戒烟局……”这是1980年四川省政府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巴中市政府立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碑上的内容。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副馆长李坤蓉告诉我们，川陕省革命法庭随着战事的变化，曾一度进行搬迁。

　　1933年春，川陕省革命法庭是驻在通江城钟鼓楼街祝家茶园（今书院路），反“三路围攻”中，迁驻新场坝，反“六路围攻”中，迁驻得汉城，后又迁回通江城原址，再后来，搬到巴中小街子一带。

　　川陕省革命法庭委员有五人，由苏维埃大会选举产生，一人担任革命法庭主席。肖一之、袁成教等曾先后任川陕省革命法庭主席。但如今，关于这些人的事迹已难以寻访。

　　小街子上人来人往，纵使还有很多老房子，却难以找到更多革命法庭的痕迹。祝家茶园川陕省革命法庭的房子仍在，青瓦屋顶的两层小楼，楼下已被商铺占领，楼上完全废弃，市声鼎沸中，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岁月。

　　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法治探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如今我们还能在过去的案例、条例中，找到红军注重调解、推行司法公开的影子。

　　但就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央红军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攻击。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为策应中央红军的作战，红四方面军退出恩阳、通江等地，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北上。1935年3月，国民党占据恩阳，罗荣昌留下侦察被人出卖，遭敌人剖腹挖心、腹填鹅卵石而死。

　　罗荣昌的故事到此为止了，但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下的法治建设依然在路上。

　　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调动敌人北移，之后强渡嘉陵江，于1935年6月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合。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

　　早就觉得北地荒芜的张国焘却在北上途中带着8万余红军南下，中共中央只得率领红一方面军约1.4万余人，编为陕甘支队北上。10月，张国焘在卓克基另立“中央”，10月底到达雅安地区。

　　在最需要红军力量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张国焘搞分裂了。毛泽东曾说，这是他一生中的至暗时刻。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刻，身处不同地区的红军队伍，“共同革命，共同战胜蒋介石集团，取得革命的胜利”的信念没有改变。

　　雅安县苏维埃革命法庭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雅安停留了4个多月，一边打仗，一边做群众工作，建立各级地方党委、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等，开展打土豪、分土地等一系列革命活动。

　　1935年11月12日红军占领中里场（今属雅安市雨城区上里镇）后，于12月15日至23日在中里园岗子杨子密家召开了雅安县第一届苏维埃代表会，成立雅安县苏维埃政府，设立革命法庭。法庭的主席是吴光林，大会期间还开了第一次全县公审宣判大会，8名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被判处死刑。

　　走进雅安，雅安县苏维埃政府旧址仍在，青瓦屋顶，三合院落，作为当地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5·12”地震博物馆，迎接着络绎不绝的游人。

　　红军分离始终不是长久之计，张国焘率军在四川作战受挫，于1936年6月6日取消另立的“中央”，重新北上，建立的革命法庭也随之结束。

　　风吹过王坪的山岗，碎金满地，山河静好。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埋葬着25048名红军烈士的忠骨。这些人都是当年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献出生命的红军战士。他们中有17225位没有留下名字，墓碑上仅有的一颗红星，是他们全部的生平。

　　身处这片红色大地，革命精神和革命法庭的先进经验不断生根发芽，成为新一代法院人的给养。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曾学原表示，“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早已成为巴中法院执法办案的精神指引，巴中法院194名员额法官，2020年人均办案数位居全省第二；在雅安县革命法庭曾经存在的上里镇，上里人民法庭2016年4月建设完工投入使用，年均受理案件数近200件。

　　恩阳河静静地流着，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像过去一样默默伫立在古镇里。2016年3月，经全国人大代表郭红梅建议，这里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命名为全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但愿开着工农旅馆的这座老楼，能够一直保留革命法庭的痕迹。

　　小街子、书院路上，车水马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