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群众参与这个中国式治理特色
2021-10-27 11:12:56 | 来源:北京日报 | 作者:崔文佳
 

  相较于西方人视社区为“扩大的个体”,中国人视其为“扩大的家庭”。我们不仅喊出了“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口号,而且培育健全了相应的组织动员机制,实现了党组织、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志愿者等不同领域要素之间的联动,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近日,因举报某知名人士的违法行为,“朝阳群众”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网友们对“朝阳群众”这些年屡建奇功津津乐道,笑称其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

  “情报组织”固然是种调侃,但“朝阳群众”在城市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确实不容小觑。从制止伤人放火等暴力犯罪,到提供嫖娼吸毒等警情线索;从发现地下室群租房、电动车进楼道等安全隐患,到参与垃圾分类、停车管理等公共事务,他们活跃在街头巷尾,成为警民携手、群防群治的重要力量。也正是因此,“朝阳群众”逐渐发展成为一张城市名片,吸引了治安志愿者、党员巡逻队、专职巡逻队、义务巡逻员、治保积极分子等多个群体共计逾14万人的加入,构筑起了“共保平安”的铜墙铁壁。

  因揪出近20位涉黄涉毒艺人,“朝阳群众”声名大噪,而这只是各地群防群治实践的一个缩影。就北京来说,还有“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石景山老街坊”等一系列群众力量。放眼全国,“东莞义警”“乌镇管家”“东海渔嫂”“盐城好大姑”……无不是当地响当当的品牌,配合着相关部门守护一方平安幸福。如学者所言,相较于西方人视社区为“扩大的个体”,中国人视其为“扩大的家庭”。我们不仅喊出了“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口号,而且培育健全了相应的组织动员机制,实现了党组织、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志愿者等不同领域要素之间的联动,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独具特色的中国式治理,与社会土壤息息相关。中国社会自古高度重视血缘、地缘关系,有着邻里相助、患难相恤的文化基因。新中国成立伊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提出了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管理思路,“枫桥经验”“治安联防队”等应运而生的典型样本,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验证并发扬了这一基层治理经验。如今,“乡土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相应的,社会治理清单不断延长,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政府部门大包大揽,不科学也不实际。特别是对于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来说,人多事杂、千头万绪,政府部门面临的治理力量缺口更大,善于发现并组织动员社区力量尤为关键。近些年,从社区环境治理,到抗击新冠疫情,靠的无不是全民动员、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有目共睹的治理成效是中国式治理有效性的最好说明。

  以大历史观来看,群防群治传统之所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光发热,不仅在于满足了治理所需,更在于顺应了国人权利意识高涨的趋势,成为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途径。现代社会是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权利意识、平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成为公民精神的重要体现。而沟通平台的日益丰富,进一步提高了当代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便利性。家门口的大事小情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大家也愿意说几句、管一管。以这个角度来看,“朝阳群众”恰恰提供了一个途径,去承接居民们的这份热情。纵观北京城市治理,不论是“朝阳群众”等力量的活跃,还是“居民议事厅”等形式的涌现,抑或是“接诉即办”等机制的革新,本质上都是更好地赋予了市民维护自身权益、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主动化解矛盾、求解难题。

  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追求方向。特别是对于北京的城市治理来说,精细化程度越深,涌现出的“天大小事”就会越多。面对拆违空地怎么利用、小区车位怎么分配等等问号,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健全共治共管、共建共享机制,不仅是执政为民的姿态,也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选择。古道热肠、急公好义,这是北京人的鲜明特征,而以“朝阳群众”为代表的群防群治模式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用好这笔资源,继续调动市民参与热情,共同解决家门口的问题,这样的城市治理更具韧性。反过来,参与度的提升又将带来政府部门决策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提升,进而赢得市民的配合与支持。

  犹记得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庆祝活动上,“朝阳群众”列队“当家作主”方阵,笑容里带着自信与幸福。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座城市的主人翁,关心公共事务,呵护共治热情,这样的“双向奔赴”将不断丰富中国式治理,推动我们的社会愈加和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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