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位文官出身的武将，其在西北战场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却屡遭弹劾，几度起落，此人就是张亢。围绕张亢，一个极富争议性也是对其本人进行研究时始终无法回避的事件，便是公使钱问题。何为公使钱，就是宋朝各级政府机构的办公经费。

　　《宋史·张亢传》对其评价，“亢好施轻财，凡燕犒馈遗，类皆过厚，至遣人贸易助其费，犹不足。以此人乐为之用。”即张亢用公使钱招待宴请游士，且花费颇多，因库银不足，又派人“贸易助其费”。张亢的行为在一些士大夫官员的眼中并不合乎规范。“燕犒馈遗，类皆过厚”的行为，也给张亢坎坷的职业生涯埋下了伏笔。

　　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推荐张亢出任四方馆使、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但不久，张亢就与新任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意见不合。郑戬其人，史书的评价是遇事果敢必行，任性近侠，严刑峻法。他早年追查冯士元非法牟利案时，就直接扯出了宰相吕夷简父子、知枢密院盛度、参知政事程琳、御史中丞孔道辅、天章阁待制庞籍等人。郑戬一直觉得陕西官场不干净，尤其在公使钱这一问题上。到了陕西，郑戬即展现出自己的雷霆手段。

　　庆历三年（1043年），郑戬一封奏疏告发张亢、滕宗谅在陕西任职时滥用公使钱。一时间震动朝野，这一事件也演变为庆历初年的政治大案。次年，张亢与同僚滕宗谅一度被收于邠州（今陕西彬县）监狱。张亢当初得参知政事范仲淹举荐，范仲淹亦深知张亢为人和前线情形，便主动为其担保。张亢遂得免于牢狱之祸。

　　庆历四年（1044年），张亢被免去引进使之职，降为四方馆使、本路钤辖。庆历八年（1048年）七月，新任陕西转运使上报朝廷称，经调查，张亢“公使钱旧案”纯属冤案，张亢只是借用公使钱买物，事未发前，已还纳讫，并无谋私取利之实。张亢这才得到平反。

　　不过能够看到，张亢在这一事件中并非没有责任，至少其在使用公使钱的时候，确有不当之处。如将库银去做贸易营利、用公使钱资助游士。从范仲淹为张亢所作辩护来看，当时对公使钱的挪用、过用现象已十分普遍，以致成为公使钱制度结构性的顽疾。挪用相较于私用和过用而言颇为特别，大多数时候只要不直接涉及获取私利，朝廷并不会过于追究。宋仁宗在《赐陕西四路沿边经略招讨都部署司敕》中就明确表示，只要去自润之私，并旨在均惠于众，就可以从宽处理。这也是张亢能够免牢狱之祸，仅作降职处理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公使钱滥用事件层出不穷。

　　最初公使钱制度的出现，或是方便办事，但是对此制度的执行，与设立初衷并不相符。当把公使钱的使用规范简化到不谋私利即可时，那就为挪用、过用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当公使钱的使用权限在官员手中时，是否规范使用就仰赖于官员自身的道德修养了。而这也往往易引发道德观念不同的官员之间的对立，甚至成为党争的工具。对公使钱制度的设计和改革，至今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