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涉少案件的背后，往往都“缠”着一个个心结，孩子的、父母的、家庭的，只有心结打开了，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初尝恋爱的苦果

　　17岁的小政长得高高瘦瘦，出生在安徽的他已经很久没和父亲联系了。自从四年前父母离婚，小政便开始和母亲相依为命，后来母亲再婚，小政独自一人在上海求学，母亲每过一段时间就来上海的出租房看望他。

　　小政很懂事，在经历了多次转学后，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不错，加上年龄比同班同学大一点，小政被同学们选为班长，同时也深得老师的欣赏和信任。

　　一切的改变来自一个女孩。

　　2012年9月，小政经过同学的介绍认识了女孩小琴。有着一头长发的小琴与小政同病相怜，小琴的父母很早离了婚，小琴从小就是父母争夺大战中的牺牲品，她时而跟着母亲生活，时而又回到父亲的住处，仅小学就换了三所，频繁地更换学校使得小琴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见到小琴的时候，小琴正在上小学六年级，小政主要是帮助小琴辅导作业。渐渐地，两颗孤独的心走到了一起，小政邀请小琴到自己独自租住的“家”里玩儿，在那里，两人第一次发生了关系。

　　初恋带来的欣喜是狂热的，小琴此后每个周末都去小政的出租房并留宿，两人形影不离。很快，小琴的母亲发现了女儿的变化，她警告小政不许再与女儿来往。

　　2013年，初中即将毕业的小政在母亲的安排下转学回原籍。春节来临时，小政收到了小琴的一条短信，相思甚浓的他从老家偷偷回到上海，在同学租住的房屋内与小琴再次约会。无法忍受分离之苦的小政考虑再三后发了一条短信给小琴的母亲，短信中小政坦言自己和小琴已经发生了男女关系，希望小琴的母亲能够允许他们在一起。收到短信的小琴的母亲犹遭晴空霹雳，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女儿被人诱骗强奸。

　　2013年5月，检察机关以小政涉嫌犯强奸罪为由向浦东新区法院提起诉讼。得知这一消息的小琴无法原谅自己的母亲，而在看守所的小政则开始了沉默无语。

　　“被告人的情绪非常低落和沮丧，他很难过，不接受被指控的罪行。”承办此案的少年庭法官周昱向学校走访了解小政的情况，并很快委托了心理咨询师与小政进行面谈。

　　“小政从小生活在不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缺乏情感交流，他的成长经历导致他内心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所以容易发展早恋来补偿内心爱的缺失。”咨询师在访谈中很快找到了小政的心结。

　　从咨询师的访谈中，周昱也了解到，小政曾在看守所被其他在押人员讥笑嘲讽，在小政心里，他和小琴是正常的恋爱，小琴主动和自己交往，两人发生关系也是自愿的，怎么就触犯法律了呢？

　　“这样的孩子非常需要及时的心理干预，小政的心理测评结果已经显示出他的人格偏离常态，对权威人物采取敌对态度，对父母不满，挫折耐受性较低。”周昱说。

　　在了解小政的情况后，周昱向小政释明了法律规定，小政终于明白自己在明知女孩不满14周岁的情况下仍然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严重触犯了法律；法官们又通过妇联的相关机构找到了小琴，心理咨询师对情绪同样低落的小琴也进行了心理干预。

　　经过了一系列的沟通措施后，浦东新区法院最终一审判决小政犯强奸罪，判处缓刑。判决后的小政跟随母亲回到了老家，继续求学。

　　“每个孩子都会经历自己的情感阶段，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迷失在众人的指责中，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未来变成了一团黑暗。”周昱说。

　　被你争我夺的孩子

　　梳着马尾辫的小丽尴尬地等在法庭门外。

　　小丽的父亲是一位国际海员，一年中有八个月漂在海上见不着面。父母离婚后，小丽随爸爸住，妈妈则每个周末来看小丽，当爸爸出海时，妈妈便会接小丽回外婆家住上一段日子。

　　2012年夏天，小丽的母亲走进了法院，请求法院变更抚养权，让女儿跟随她共同生活。诉状中，小丽的母亲称，前夫每年有很长时间居住在船上，女儿大部分时间是和她一起生活，现在前夫有了新的女友，女友有时也住在前夫家。鉴于前夫家中的居住情况，对女儿的成长不利，另外，女儿的学习方面主要也是由她这个母亲在辅导，所以请求法院判决由她来抚养孩子。

　　听到前妻的描述，小丽的父亲非常激动，“孩子跟她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我女朋友只是周末来一次，平时女儿也有自己的房间，我父母一个房间，我住客厅。”

　　当谈及双方的家庭环境时，小丽的父亲尤其反对将女儿判给前妻，他表示，小丽的舅舅患精神疾病，现在和前妻住在一起。“我收入比较稳定，身体健康，也不会虐待孩子，我姐姐也会照顾孩子，孩子如果住在她（前妻）家，我不放心，不知道那个舅舅什么时候又要发病了。”

　　“我是医院里工作的在编职工，他是合同工，我在学历上也有优势，何况现在父母退休，还有退休金，还能帮我一起照顾孩子。”小丽母亲的声音也开始高了起来。

　　看着父母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小丽只能沉默地等在法庭门外。

　　开庭结束后，少年庭法官万秀华找到了小丽。

　　“父母谁照顾你比较多？”

　　“妈妈，我在妈妈那儿一年住八九个月。”小丽回答道，“她虽然在医院上班三班倒，但回来时能照顾我，爸爸要上船，他在学习上也不太懂。”

　　小丽已经是一名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里，乖巧的她被推选为中队长，万秀华发现这个女孩说话的思路非常清晰。

　　“妈妈会带我出去活动活动，我觉得跟妈妈比较快乐。”小丽告诉万秀华。

　　然而，小丽的父亲并不认可这个说法。在法庭上，当小丽的母亲提供小丽亲笔写的意愿书时，小丽的父亲则拿出了小丽的视频，证明女儿实际上是想跟随自己共同生活，前妻只是在哄骗孩子。

　　“根据法律的规定，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父母双方可以协议轮流抚养子女。”万秀华说，“一开始，我们尝试着做小丽父母的工作，想是否可以采取轮流抚养的方式，但最终没有调解成功。”

　　很快，法院委托了心理咨询师对小丽及其父母分别做了会谈。

　　会谈很有成效，小丽的母亲不停地掩面哭泣，感叹自己多年来的无奈和艰辛，小丽的父亲则时不时地显露出内心的愤怒。“在描述自己时，这位父亲常常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完美的父亲。”咨询师发现，相对于父母来说，小丽的心理比较健康，她跟父母都有交流，主观上则更喜欢和母亲住在一起。

　　“孩子的父亲长期在海上工作，孤独感比较强，自信心弱，容易失控，内心是需要社会和家庭支持的。”咨询师向法官建议，同时指出这位父亲存在一个认知上的问题，那就是他认为“失去抚养权就等于失去女儿”。

　　找到了小丽父亲的心结，万秀华和庭长夏燕华开始有的放矢地与这位父亲沟通交谈，并告诉他法律上的规定，“女儿和你的血缘关系不会随抚养权的变更而改变，即使孩子跟随对方生活，你还是同样具有探视权。”在法官们的劝解下，小丽父亲的态度慢慢有了缓和。

　　一个月后，法院作出判决，小丽跟随母亲共同生活，小丽的父亲每月支付抚养费。为了让小丽的父亲消除顾虑，万秀华在宣判后当庭提醒小丽的母亲：“不要在孩子面前随意评论父亲，要维护好父亲的尊严，不要把成人之间的恩怨投射到孩子身上。”

　　听到法官这样的话语，小丽的父亲终于释然了，“谢谢法官，你们辛苦了，这样我上船工作也就放心了！”

　　大庭广众之下的耳光

　　2013年4月的一个下午，楼艳哭哭啼啼地来到校门口，正在校门口等着女儿放学的楼父大吃一惊，询问之下才知道，女儿下午负责监督值日时，被隔壁班级的王强踹了一脚，并受到了言语羞辱。

　　看着受到委屈的女儿，楼父当即拉着女儿冲进校园，在楼梯转角处，楼艳发现了王强，楼父二话不说上前拉起王强要理论，王强挣扎着反抗，气势汹汹的楼父当即对着王强的脸打起了耳光，并用脚踢起了王强……围观的学生越来越多，最后学校的保安上前劝阻并电话报警。

　　一个月后，这起校园伤害案来到了浦东新区法院。王强的父母作为儿子的法定监护人在法庭上愤怒地指责作为被告的楼父：“被告用手猛卡我儿子的脖子，还狠狠扇了我儿子数十下耳光，殴打长达四五分钟，那时正是学生放学的时间，数百名学生和老师围观。十指连心啊，想到儿子无辜地在一个成人的殴打下遭受侮辱，我们做父母的情何以堪！”

　　根据王强父母的诉称，在被当众殴打后，王强经常表现出孤独、痛苦、绝望、无助、仇恨父母和学校等精神创伤的后遗症，王强的父母曾经请心理治疗师对孩子做过一次精神治疗，但没有好转的迹象。

　　“我的孩子正值青春期，现在他在读预备班，精神状态不佳，学习也受到干扰，而被告始终没有道歉，如果这起事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将会给我的孩子带来多大的创伤！”王母声泪俱下。

　　面对王家的控诉，楼父也气不打一处来。“是他的儿子先欺负了我的女儿，我也只打了他一个耳光，当天报警后，我到派出所配合笔录，但王强的母亲扇了我一个耳光，公安机关对我作出了行政处罚，我现在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不认为自己造成对方什么精神损害！”

　　孩子之间的冲突上升为成人之间的互相仇视，承办此案的法官奚少君明白，这个案子的处理好坏将对两个家庭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奚少君请来了心理咨询师进行同步心理干预，在征得王强父母的同意后，咨询师对王家三口人做了面谈。

　　通过与王强的谈话，咨询师发现他是一个活泼、开朗、个性稍显张扬的男生。“这个事情发生后，他经过一次的心理辅导处理了一些负面情绪，但仅有一次是不够的，没有后续的跟进，尤其是认知层面的处理不够，情绪上是会有反复的。”

　　而在与王强父母的交流中，咨询师发现，王强一家三口都是新上海人，父母一方面心疼孩子，一方面又对警方及校方的处理极为不满，尤其是当孩子的学习出现问题时就更为敏感。“父母的这种情绪压力给孩子带来了额外的心理负担。”

　　找准了心结，法官们开始做起了原、被告双方的工作，一方面与王强的父母加强沟通，提醒他们注意孩子进入青春期的特点和变化，另一方面也同步做了楼父的心理访谈。

　　2013年3月，在法官们的共同努力下，楼父对王强一家进行了一定数额的赔偿，王强的父母向法院正式申请撤诉。

　　（文中人物除法官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