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审判对象个案的特殊性、偶然性，合情推理是审判的必然方法，一直被实际而广泛地运用。只是法官在判决中往往并不陈述其判断的论证理由。在有罪判决中，将合情推理融入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判词中;每一份存疑推定无罪的案件，其实也都是对控方论证合情不足的判定。

　　具体案情

　　1910年9月19日凌晨2时38分，4名刚刚交接班的警察坐在电车站的长凳上，发现一个人在黑夜里狂奔，而且还不时鬼鬼祟祟地往身后看，好像害怕有人追踪似的。警察立即叫住他盘问，发现他满头大汗，衣服上有血迹，左臂正在流血。警察对他搜身，结果在他的口袋里搜出一支上了膛的手枪。警察虽然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但还是果断将他押到了警署。

　　就在13分钟前，在离电车站不到1公里远的黑勒家，黑勒被他的夫人唤醒，因为她发现二女儿弗罗伦斯卧室附近的那盏瓦斯灯熄灭了。黑勒穿着睡衣起来查看，在楼梯过道上发现了一个陌生人，随即黑勒和闯入贼扭打起来，二人都滚下了楼梯，过了一会儿，黑勒夫人听到了两声枪响，接着传来丈夫微弱的求助声，随后是关门声。黑勒当即死亡，身体躺在楼梯口，此时约是凌晨2时25分。

　　警察带走的人叫托马斯·吉宁士，他在警署从未做过有罪供述。那么，由于案件没有特别的可以直接认定嫌疑人与案件真凶同一的证据，在吉宁士不认罪的情况下，能排除这样的巧合吗？

　　案件审判的合情推理

　　托马斯·吉宁士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被起诉。警方对案情的论证主要有以下方面:

　　1.子弹证据的合情论证。黑勒中了两弹，其尸体旁边有3颗未用过的子弹，吉宁士左轮手枪两个弹室中有烧过的火药和新鲜的烟味，能判断出是在他被拘留前打过两次，并且经过检验，左轮手枪里的子弹和黑勒身边发现的子弹有着一样的工厂标记，它们的口径是一样的。

　　2.关于目击证词的合情推理。有两个女人看到一个陌生人钻进了黑勒家，能证明这个人的身材同吉宁士一致，其中一个女人记得陌生人穿着浅色衬衣并有裤子背带印，这与吉宁士穿着吻合。

　　3.时间、地点和情状的合情推理。即吉宁士逃跑的范围、搏斗后的伤痕、神情的异常等。

　　4.关于条件和先兆的合情推理。吉宁士供述时提供了假名和假地址，他大约两周前假释后购买了左轮手枪，枪击5个小时前才从当铺赎回，警察由此推定其因生活所迫而准备作案。

　　5.指纹证据的合情推理。黑勒家厨房窗户下门廊栏杆上有4个左手指印，经鉴定栏杆上的指纹与吉宁士的指纹一致。

　　法官的最后宣判：单独考虑这些情况没有一个可以决定他有罪，但是把作为证据的情况一起考虑时，陪审团就可以相信裁判有罪有必然的逻辑结果。这段话反映了法官很强的逻辑理论素养。

　　事实上，以上合情推理都是逆推性质的，并且论证效力有强有弱，任何一个推理都要依靠其他推理才更具有论证力，但是从整个互补的证明关系来看，除了坚信有罪假说的可靠外，别无其他合理解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吉宁士并不是罪犯，而是因为巧合而被误判有罪，那么这种巧合绝非人的智慧所能看透的(这也许是法官的想法，别人也可以有另外的想法，但是这种情况，如果错了也不能指责法官有过失，并构成对法官的追究。因为，正常的理性不能因此作出相反的判决)。

　　当然，这里还要提示一下这个判决的合情因素：

　　1.证据形式较为丰富——物证(枪弹和指纹)、目击证据(案前邻居的所见)、警方见证(时间空间和情态上的判断)。

　　2.推证方向比较丰富——合情推理可以解释犯意与直接动机、作案准备、作案过程、作案后的反应及种种痕迹吻合。相反，被告人连一个证据都不能举出，根本不能与指控的证据体系抗衡。

　　合情推理的价值应用

　　1954年G·波利亚的《数学与猜想》创造了合情推理学说。这个学说的本意是指出合情推理是为猜想提供依据的推理。推理可分为(演绎)论证推理和(归纳)合情推理，数学证明采用的推理是论证推理(演绎的)，而司法人员的案情论证则是合情推理(非演绎的)。波利亚充分研究了合情推理并看到了合情性的特征，所以他创造性地提出最严格的思维态度，这就是波利亚三原则：

　　第一，理智上的勇气:我们应当随时准备修正我们的任何一个信念。

　　第二，理智上的诚实:如果有一种理由非使我们改变信念不可，我们应当改变这一信念。

　　第三，理智上的克制: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我们不应当轻率地改变一个信念。

　　波利亚三原则的归结是:思想要有效适应于经验，态度决定于事实。这就是实事求是，但它对机械的“实事求是”有所纠正，那就是它认为理性存疑也是实事求是的。

　　依据波利亚三原则，笔者考虑其现实意义在于:

　　一是坚持以庭审为中心是合情推理的应有之义。诉讼案史告诉我们单方面的论证总是难免片面的，对诉讼争议应当持假说观点，“理智上的勇气”要求一方认真考虑另一方可能出现的使你修正观点的论据；如果坚持“理智上的诚实”，那么即使面临败诉的可能也应当修正自己错误的信念；承认“理智的克制”则意味着，案件总有胜诉败诉，但是不论某个案件是胜是败，控方辩方都可能占有合理的立场，而这些都需要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充分展示。

　　二是法官要时刻做好自由裁量的准备。法官要做最后的裁判者，他们在良心、素质、资历和经验上要充分沉淀和积累。通过自由裁量来解释和弥补逻辑的不确定性；通过合理推定“实事求是”地解决悬疑。

　　三是法官在刑事判决中应当进行合情推理的论证说理。法官要在判决书中充分展示事实论证的“强度”或“分量”，对证据进行合情论证和分析，进行“人情化”的说理，不是机械地表述为“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这恰恰是我们的刑事判决中最缺少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