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阳谳牍》系明末散文家、戏曲家祁彪佳在兴化府任推官时所著，收录了大量当时兴化府的莆田、仙游两县，以及泉州府、南安县、闽县、长乐县、延平府、南平县、尤溪县、宁德县等福建布政司所属府、州、县的刑民判牍，案件内容广泛，每则判牍的书写格式及行文风格大多相同，反映了明末福建各地的司法审判、社会经济和民情风俗，是探究当时诉讼程序及推官活动的宝贵资料。祁彪佳著述丰富，虽以明末戏曲作家见称于世，但因其四度任官，故有诸多与其官职相关的判例、奏疏、公牍以及其他著述流传于世，其任兴化府推官期间主要职责是断刑狱理民讼，剖决精明，人所畏服。《明史》作者张廷玉视祁彪佳为清正之士，有“群小疾彪佳”之语。“梁东轩、万益吾劫财杀人案”正是《莆阳谳牍》所记载的一起发生在泉州的海盗案件，该案的判牍对于帮助我们了解明末福建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司法原则、刑事证据和审判理念等具有重要价值。

　　本案案情并不复杂。梁东轩、万益吾横行海上，劫走吴汝教、陈声九的货船，害怕被认出来，于是将吴汝教、陈声九二人捆绑后扔到水里淹死。事情败露后，梁东轩、万益吾俯首就擒。因梁东轩之前也曾打劫过李永端等人，且万益吾分赃取得的钱粮赃物和保约人及失主所述一致，故认定梁东轩、万益吾系强盗，因已经劫获财物，故二人不再区分主从犯，均判处斩刑。

　　该案的判词结构清晰，大体可以分为案件标题、事实查明、分析论证和裁判量刑四个部分，各个部分环环相扣，一气呵成。第一部分为案件标题，包含了标题、副标题和行为人姓名。标题中概括了该案案由为梁东轩等人强盗案，并在副标题中引用《大明律·刑律》中关于“强盗”的规定，直接指出该案系“强盗已得财”，故“不分首从斩”，将法律适用及裁判结果置于文首，简单明了，重点突出。第二部分开始叙述该案审理查明的事实。首先明确了梁东轩、万益吾二人的行为特征——“横行海上”，道德立场鲜明是祁彪佳所著判词的特色之一，《莆阳谳牍》所收录其他判词中还有直接对行为人进行道德评价的话语，例如“一件朋奸罩业事”中描述“朱志皋贫而无赖”，“一件捉获假币事”中描述“苏德积猾奸书、舞文弄智”等等。接着判词中将梁东轩、万益吾二人劫财并杀害吴汝教、陈声九的经过以及杀人动机、抓获经过等案情一一交代，文字简练而又内容齐备，还原了完整的犯罪过程，判词生动形象，朗朗上口，极富感染力。第三部分则是分别从前科以及物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分析论证，认定梁东轩、万益吾二人犯强盗罪的事实依据。一方面从梁东轩先前打劫李永端等人的前科，得出“肯护贼者，必作贼者也”的结论；另一方面根据从万益吾处扣押的赃物，结合保约人及失主的陈述情况，形成认定万益吾劫财杀人的证据链条，可谓有理有据，法律逻辑清楚明了。最后，在阐明该案案情的基础上，祁彪佳依据《大明律·刑律》“强盗”条，以“一斩何疑”四个字定案量刑，精简有力地结束了第四部分，微言大义，这也是其惯有的判词风格。判词中将梁东轩、万益吾二人杀人越货被擒评价为“岂非天道好还，昭昭不爽哉”，通过对二人的判决彰显了天道和公理，增强了判词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可接受性，也是古代法理情相统一司法理念在判词中的体现。

　　从这篇判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打击海盗行为力度之大，量刑之重，这也是其时代背景所致。为了防止沿海军阀余党和海盗的滋扰，明代自洪武年间开始实施海禁政策。但基于中外市场对海上贸易的巨大需求以及沿海居民的生计需要，限制海上贸易虽然是主基调，但后世对海禁政策有所调整，海禁力度陆续松弛并于明末废除。《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乙亥条”中有载：“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故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福建的泉州、漳州等诸府州山多田少，商舶贸易是居民的重要经济来源。

　　明隆庆年间福建月港开放，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商舶贸易取得巨大发展，不仅福建漳泉之地的私人海商有机会出洋贸易，浙江及其他地方的海商也可借助漳泉海商发展商舶贸易。根据《莆阳谳牍》的记载，谷、盐、粮、糖、苧（纺衣原料）、靛菁（制衣染料）等均可作为商舶贸易的货物，可见当时商舶贸易之发达以及对于当地经济社会生活之重要。与此同时，与商舶贸易的繁荣并行发展的海盗现象并不鲜见，福建月港作为联结腹地与海外的重要贸易枢纽，更是海盗频出，影响着海上航行安全，除了“梁东轩、万益吾劫财杀人案”之外，《莆阳谳牍》中亦记载了数十篇同类判牍，猖獗的海盗现象不仅侵害了商舶贸易的交易安全和经济权益，对于海商的人身安全也是巨大威胁。

　　《大明律·刑律》中明确规定了“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即但凡被定性为强盗且已经劫获财物的，不予区分主从犯，均判处斩刑，通过对强盗行为从严从重处罚，震慑遏制犯罪。祁彪佳在“梁东轩、万益吾劫财杀人案”的判词中正是引用了该法条，将梁东轩、万益吾的行为定性为强盗并判处斩刑，严厉打击海盗行为，保障了商舶贸易通道的安全，切实维护海商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商舶贸易提供安全稳定的交易环境。

　　祁彪佳在《莆阳谳牍》还记录了一起“人倭事”——海商尤明江委托船老大吴瀛洲将货物从沙埕运输至泉州，途经兴化时遇到海盗，有船货被夺及人员被绑票的危险，吴瀛洲遂停航并留滞于兴化，尤明江担心错过市场行情，便将货物转卖给兴化人，二人因运费问题产生纠纷。祁彪佳在该案判词中指出，海上货物运输无法继续系因海盗纵横阻隔航路，应归之于人力所不能抗的“天数”，不应归责于承运人，各免罪。可见，明末时海盗行为已被视为人力所不能克服的事件，可以作为承运人免责的事由，对于促进海洋商贸繁荣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该案判词认为，万益吾分受的银粮既有缴获的赃物证明，又与保约人及失主所述一致，可以认定万益吾构成强盗罪。由于海商贸易通常周期长、成本高，高收益也伴随着高风险，因此在合同订立时不仅需要写明交易双方当事人、合同标的、价格、交付方式、罚契（违约责任）等，有时还需要见证人、中介商人（牙人），甚至是物保或者人保，降低风险以保障合同得以履行。《明实录·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乙卯条”中有一段关于“汪直”（也有学者认为是“王直”）的记录，“直，本徽州大贾，狎于贩海，为商夷所信服，号为‘汪五峰’。凡货贿贸易，直司其质契”。汪直即为“保约人”，其利用自己在海商中的良好口碑，开展海上贸易的中介服务，既是外国海商与中国海商之间的中介者，同时也是合同履行的监督者和担保者。“保约人”作为当时商舶贸易的一个重要角色，祁彪佳在判词中大胆采信保约人的证人证言，将其作为认定赃物的主要依据之一，可见当时官方亦认可保约人在商舶贸易中的地位，也从侧面反映了明代法律对于私人商舶贸易合法权益的确认和保障。

　　从“梁东轩、万益吾劫财杀人”一案的判词来看，明末法律对于商舶贸易高度重视，福建沿海作为南海经贸圈的核心枢纽之一，在海盗横行的时代背景之下，依法从重惩处海盗行为，维护海洋贸易通道的安全平稳，保障了海商及相关航运人员的合法权益，也为海洋运输的发展和商舶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该判词不仅将当时的审判智慧和司法理念体现在事实查明、证据分析、裁判说理、价值引导等方面，还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天理和道义。鲜明的法律和道德导向相互融合，往往具有更显著的警示、教育和指引作用。法理情的融合既能够满足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和道德准则，又能够以司法审判促进良好社会风尚与和谐社会秩序的形成，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社会生活的古代治理经验和法律智慧，对今天的司法审判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词原文：

　　一起拿獲盗賊 依强盗已行得不分首從斬罪 梁東軒等

　　看得梁東軒、萬益吾横行海上，既刦吳汝教、陳聲九之貨船，復恐稍水之識認，於是史尾仔等騈縛而問諸水濱，命舆寃沉，魂随水逝矣。迨事露於隠帖，而貳犯俛首就擒，豈非天道好還，昭昭不爽哉？據東軒昔打奪李永端等，肯護賊者，必作賊者也。萬益吾分受銀米，有證有贜，且保約失主衆口壹詞，豈盡誣捏？壹斬何疑？伏候裁奪。

　　（引自杨一凡等：《历代判例判牍》第五册，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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