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高楼风景浓，万国舶商入刺桐。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因海而兴，因海而荣，向海图强，中华海洋文明从这里走来，并由这里走向世界。它使人们看到，中华文明不仅仅是一种陆生文明，也包含一种海洋文明。宋元泉州开放包容的文化格局与互利共赢的商贸氛围，为今天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参考样本。（参见陈明主编，2021. 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法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第261页）

　　宋元时期的泉州：海洋物质文明发达

　　通商伙伴数量众多，进出口货物品类丰富，反映出这一时期泉州海洋物质文明之发达。宋元泉州的通商伙伴数量大增，南宋时有58个，到了元代增至98个，具体包括日本、大食、波斯、三佛齐、占城等。高丽是当时泉州一个主要的通商伙伴。据《高丽史》记载，北宋往高丽者，不下百起，有标明籍贯者，广南、台州、明州各三起，福州、江南各二起，闽人一起，而标明泉州者，竟达十九起，起止时间为1015年至1090年。福建海商前往日本、东南亚、南亚的也很多，如著名纲首陈应、陈应祥等人，常到占城贸易；泉州纲首朱纺曾驾船，往三佛齐国进行贸易。（参见徐斌，2013. 论福建人航海实践兼及钓鱼岛主权归属[J]. 太平洋学报，第7期，第48页）

　　宋元泉州海外贸易的进出口货物，品类丰富。海上输出货物，以丝绸、瓷器为大宗。据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当时泉州纺织品已销往东南亚诸国与坦桑尼亚。泉州宋代法石古船、阳江南海1号、潮汕南澳1号，其装载货物，均以瓷器为主，故有云：“海上丝绸之路”，亦是“陶瓷之路”。海上输入货物，以香料、药物为主。香料具有多种功效，可杀菌除臭，可入药治病，其主产地在东南亚、东非与阿拉伯。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蕃客罗辛一次性在泉州市舶输入价值30万缗（缗，量词，一千文铜钱穿成一串叫一缗）的乳香。1974年泉州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沉船，其装载货物，即香料、药物等。故有云：“海上丝绸之路”，亦是“香料之路”。（参见马建春，2016.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J]. 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第84页）

　　货物的互通有无，使得货物制造技艺随之传播。一方面，中国货物制造技艺，伴随着海外贸易，走向世界：中国的造纸术经华侨传入印尼；制瓷技术通过中外友好往来，传播到世界各地；埃及人对中国制糖技术进行改良，并将方法带回埃及；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如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也因海外贸易而被传播至国外。另一方面，外国货物及其精良的制造技艺，伴随着海外贸易来到中国：印尼的豆制品及其制作技术，三百年前由闽南华侨传入中国；原产于越南的占城稻，在宋朝时首先传入福建，然后其种植技术被推广至全国。除了农作物之外，还有一些种类的植物、蔬菜等，也从国外传入中国。

　　宋元时期的泉州：海洋精神文明丰盛

　　（一）市舶制度：海洋法制文明

　　以市舶司为代表的宋元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反映了这一时期海洋法制文明。市舶制度是我国古代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诞生于海洋文明的冲击之下。总体上，市舶制度能够对海舶与外商进行有序管理，营造出安定、自由、平等的经商环境，提高外商到中国投资的动力，促进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首先，市舶制度有规范的官制安排。市舶制度所依托的府衙称之为“市舶司”，掌管市舶司的官员称为“提举”，此外市舶司还配有辅助官吏，如吏目、驿丞等。在官制安排上，置市舶司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二人（从六品），其属吏臣一人（从九品），所属衙门驿丞一人。在职责分工上，市舶提举总掌海外诸番市易之事：船舶登记管理、发放公凭、抽税、收买与转运舶货，以及招待蕃商等；吏目典出纳文移；驿丞寓夷使仆；孔目、分手、贴司书表管理文字；专库、监门官管理舶库；都吏、前行、后行负责巡视。可见，市舶司官员分工明确、有序。

　　其次，市舶制度有完备的条例参照。宋元是我国海外贸易的鼎盛时期，也是海外贸易法制最为完备之时。就成文法而言，宋元已颁布三部条例——《元丰市舶条例》《至元市舶法则》与《延祐市舶法则》。诚如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所言，市舶条例在唐开其端，至宋略备，及元更周。

　　宋代的《元丰市舶条例》大概情形如下：入口海舶运货的检查与输入税的征收；禁榷及其他舶货的买卖、保管与解送；关于海舶出口许可证的付给与问舶事项的规定；贩卖许可证的发给；蕃国与蕃舶的招徕及其运送；铜币出口的禁止；对于一般官吏及市舶官吏舞弊事项的规定；关于漂着船舶与拘留蕃人的规例。《元丰市舶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海外贸易的法律，其对宋代市舶管理有一个清楚的总结，允许国内商人下海通蕃，由禁、堵政策，开始转向制度化疏导，这是一个进步，具有时代意义，符合时代精神。

　　元代的《至元市舶法则》，加强了海外贸易管理：第一，严格检视制度，元代市舶司更为重视下海船的检视，以防财富外流；第二，强化宋代公凭制度，出海贸易船只，均需于市舶司领取公凭，上面写明货物名件、斤数等。该法施行二十多年后，被修订为《延祐市舶法则》，对贵族官僚滥用职权进行了约束。《至元市舶法则》与《延祐市舶法则》构成了元代完整的市舶管理体制，初步建立起我国海外贸易管理的法律架构。

　　这三部法则，作为政府管理海外贸易的依据，标志着在古代海外贸易管理方面，我国已进入法制时代，而且作为中华法系的组成部分，该三部法则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市舶司功能类似于现在的海关，宋元市舶法则与现代海关法律具有精神赓续之联系，在立法内容、具体职能、征收程序等方面，二者一脉相承。现代海关法规定，海关需要依法行使职权，在执法过程中不得购买、私分、占用没收的走私货物，不得参与盈利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些内容与宋元市舶法则完全一致，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最后，市舶制度有系统的运作流程。第一步，市舶司首先对到港上岸的舶货进行抽解。抽解，又称抽分，就是对舶商的货物实施征税。抽分税率，依货物粗细而定。所谓粗色，即体积大、价值低的货物；所谓细色，即体积小、价值高的货物。《元丰市舶条例》规定，对细色直线之物，十取其一；对其余粗色之物，十五取一。抽分制度体现了宋朝对海外贸易的完整认识，从税法的角度来看，其秉持了税收法定原则，坚持了税收公平理念，是古代税收法律文化的集中体现。至元代，《至元市舶法则》还规定了单抽与双抽制度，这鼓励了本国货物流通。元代市舶课体系已包括进口税、出口税、舶税，接近近代海关税体系，在中国市舶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参见孙文学, 1987. 元朝市舶制度论[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22页）

　　第二步，市舶司对舶货抽解之后，进行抽买。抽买，又称博买或榷买，是指对已经征过税的货物，市舶司收买一部分或全部，然后送到榷易院，加价出售，获得更多利润。博买的对象主要是获利较多、国内需求量大的货物，如犀象、香料，为扩大博买规模，宋政府多次拨给市舶司本钱。因此，在宋代市舶司也是一个贸易机构。

　　第三步，市舶司转运货物。对于抽解和博买的货物，其中的上好者供统治者享用，粗笨者就地出售，其余货物需要运往京师与各地榷易院，即纲运制度。据《宋会要辑稿》载，福建市舶司每岁所发纲运，有粗细色陆路纲，有粗色海道纲……福建路市舶司粗细货物，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福建限三月，广南限六月程，到行在无欠损。故，宋代市舶司也是一个发运机构。宋代纲运制度在官员管理、程限规定、货物保真等方面，进行了多重运输，使得宋代商品流通达到空前规模，这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参见郑有国，2004. 中国市舶制度研究[M]. 福建教育出版社，第107页）

　　泉州市舶司受到宋元政府的高度重视。福建市舶司自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设置于泉州，故福建市舶司又称泉州市舶司。福建临海，海外贸易历来兴盛，尤以泉州港最为著名，该港口条件优良，“远连两广，川逼溟渤”，有“闽粤领袖”之誉。据《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载，泉州市舶收入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近五十分之一，泉州也因舶货充羡，誉为“富州”。据南宋泉州市舶使赵汝适记载，当时泉州与世界四十余国建立贸易关系，每年进出口大小船只，有成百上千艘，货物达上百种，南宋泉州兴建了许多规模宏伟的建筑，如关锁塔、五里桥、天后宫。这三座古建筑都与海外贸易存在一定联系，如关锁塔可为“商舶自海还者，指为抵岸之期”；五里桥可使中外商船直接停泊；天后宫，即为奉祀湄洲妈祖庙，出海之前，人们大多前往祈福。泉州市舶司的设置，产生了多重影响：第一，适应了泉州港海外贸易繁荣兴盛的发展需求；第二，提升了泉州港的地位与影响力；第三，改变泉州海外贸易无序局面，规范贸易市场；第四，缓解了福建地区人口膨胀与土地生产力低的社会矛盾；第五，丰富社会民众形态，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参见黄菲，2016. 略论市舶司制度及其对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之影响[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第38页）

　　（二）造船与航海：海洋技术文明

　　宋元造船技术的先进与航海技术的重大突破，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海洋技术文明。“海舟以福建为上”。宋代福建造船技术先进，在我国造船史上具有领先地位，呈现出三个特点：造船工业具有规范性和高效性，造船过程具有经验性和智慧性，以及造船目的具有实用性和简便性。宋元是我国造船业与造船技术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有遗迹为证。1959年在泉州涂门外法石村，发现了宋元船舶遗物；此后，在泉州南门外申公亭附近，以及惠安、南安、晋江沿海一带，发现了大量宋元造船遗迹；1974年和1982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和法石港，也发现了古船。（参见曾海燕，贺威，2013. 宋元福建先进海船制造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J]. 宋史研究论丛，第1期，第497页）

　　宋元时期航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第一，宋元地文航海知识与技术得到发展。在航海地理观念上，宋元航海者对“南海诸国”的具体内涵已有明确认识；至元代，进而将“南海诸国”划分为东、西洋。在地文定位技术上，宋元航海者已能对“海中之地”，因其形势不同，而赋以相应的地理概念。

　　第二，天文导航技术起到重要作用。如徐兢奉使高丽时，“是夜，洋中不可住，惟视星斗前迈。”

　　第三，指南针与磁罗盘得到运用，对世界航海文明作出重要贡献。沈括的《梦溪笔谈》、朱彧的《萍洲可谈》与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著作，都有关于指南针或磁罗盘用于航海的记录。

　　第四，宋元航海气象知识与水文知识积累丰富。宋元航海者熟悉海洋季风规律，能够“北风航海南风回”“审视风云天时，而后进也”。

　　第五，各种船舶操纵技术被熟练掌握，如驶帆技术、操舵技术、测深技术、用锚技术等。

　　（三）多民族和谐共处：海洋文化宗教文明

　　不同民族和谐共处，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海洋文化宗教文明。海外贸易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各行各业的外国人汇集于此。天长日久，聚居在泉州的外国人所携带的母国风俗，随之成为泉州底色的一部分，丰富了泉州的社会形态，使泉州显示出开放、活跃的城市气质。

　　多元宗教遗迹富集泉州，展现了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的特质。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传播。最先到福建弘法的僧人，是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唐末五代高丽僧元衲，来泉州求法，泉州刺史王延彬在西门外北峰翠屏山上，为他建了福清寺；北宋雍熙间，天竺僧人罗护那航海至泉州，在城南建宝林院。伊斯兰教在唐朝武德年间传入泉州，宋元时期，许多阿拉伯人来到泉州，著名的有蒲寿庚兄弟、佛莲、罗辛等。泉州还出土了二百多方伊斯兰教墓碑、墓盖石等，这是研究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珍贵资料，也是中阿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见证。印度教在北宋之后，通过海路传入泉州。宋元时期，福建成为摩尼教的活动中心，本世纪在泉州、莆田等地，都发现摩尼教文物，泉州草庵摩尼教寺是世界珍贵的摩尼教遗迹。宋元时，泉州亦有犹太教。（参见李玉昆，2011. 略论福建海洋文化[J]. 中华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20年论文选集[第二卷]，第459-460页）

　　今日之泉州：海洋法治文明繁荣昌盛

　　自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提出以来，泉州便积极主动、加快推进海洋法治建设的步伐。2021年泉州申遗成功与2023年福建海峡两岸融合建议，更加成为泉州加强海洋法治的重要契机与动力，在法律法规、审判实践、司法研讨等方面，泉州已取得明显成就。

　　法律法规层出，保障泉州海洋法治建设。自2013年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提出以来，针对泉州的法治建设，全国各级机关累计公布了约80部法律法规，其中，制定机关包括国务院各局各署、地方政府机构、最高人民法院等；法律法规的内容丰富，涉及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调解与仲裁、邮政电讯、海关、银行、证券等主题；法律法规效力位阶多样，如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行业规定等。其中，关于文物文史的法律文件，数量最甚，反映了党中央与泉州政府对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重视。2023年9月1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该意见要求发挥泉州、漳州闽南语地区台胞主要祖籍地优势，建设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泉州将成为与台胞开展融合实践的重要基地。

　　审判案例丰富，指导泉州海洋法治司法。同一时期，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共审理近700件、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审理近800件海事海商纠纷，具体案由包括船舶碰撞与触碰损害责任、船舶损坏空中设施、水下设施损害责任、海上通海水域财产与人身损害责任、非法留置船舶、船舶经营管理合同、船舶买卖、建造、修理、改建、拆解、抵押等合同纠纷、船舶租用合同纠纷等。涉及的主题包括个人信息保护、一带一路、金融担保、建设工程、合伙合同、涉民营企业、交通事故、医疗卫生、消费维权、监督检察、港澳台等。总结福建高院的审判经验，能够有力指导泉州中院海事海商司法审判实践，支持泉州海事海商法学理论研究。

　　司法研讨活动，助力泉州海洋法治研究。2002年，中国航海学会在泉州举办了“‘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泉州港的历史地位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理论支撑。2021年10月，第一届“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在泉州成功举办。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并实施的第十年，泉州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继续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司法合作提供智力与理论支持。

　　结语

　　泉州是中华海洋文明的重要代表性城市，其实也是往来于此地的东西方人们共同成就的遗产，因此泉州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海洋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对“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港及泉州的海洋文明进行探究，是增强我国海洋文明自信的必要之举。宋元泉州所代表的中华海洋文明，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特质——开放包容，平等互利，而做到“开放包容”的科学方法之一，就是先“了解”，再谈是否“理解”，正所谓“异形离心交喻。”在新时期弘扬中华海洋文明，应该继续秉持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海洋文明精神。

　　（作者单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