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琏偷娶尤二姐事发后，反应最激烈的当属正妻王熙凤。她先是把尤二姐“赚入大观园”，接着大闹宁国府，同时指示下人撺掇尤二姐的未婚夫张华状告贾琏、贾蓉等人。最后，逼跑了张华父子，逼死了尤二姐，得罪了宁国府。王熙凤处理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件时，犯了“四宗罪”，有的罪甚至可以判处死刑。看样子，王熙凤的判曲“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用在这里也甚恰当。

　　“干名犯义”

　　第68回，王熙凤得知贾琏偷娶了尤二姐，又得知张华与尤二姐之间的婚约原委后，欲想“借他一闹，大家没脸”。于是“便封了二十两银子与旺儿，悄悄命他将张华勾来养活，着他写一张状子，只管往有司衙门中告去，就告琏二爷‘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仗财依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因张华不敢造次，王熙凤便又命张华状子上加上旺儿，往都察院喊冤。因牵扯宁国府，张华又在旺儿的撺掇下连贾蓉一并告了。

　　儒家的礼，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封建家长制下，严厉禁止以下犯上。无论是卑亲骂、打尊亲，还是不听从尊亲的教令，都是严重违法行为。在发生家庭纠纷后，法律也不允许卑亲状告尊亲。《大清律例》“干名犯义”条规定：“凡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虽得实，亦）杖一百，徒三年。但诬告者,（不必全诬，但一事诬，即）绞。”并规定，“若告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及妾告妻者），虽得实,杖一百；（告）大功，（得实，亦）杖九十；（告）小功，（得实，亦）杖八十；（告）缌麻，（得实，亦）杖七十……”

　　从该条规定来看，不管子孙、妻妾所告祖父母、父母、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等尊亲是否属实，只要有讼，举告者先要承担刑事处罚。同时，举告者承担刑事责任的轻重，主要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看所告是诬告还是实告，诬告者绞；二是看被告与原告的亲等关系，按照封建服制要求，亲等越近，处罚越重；亲等越远，处罚越轻，到了缌麻亲（如妻之父母），只需“杖七十”。

　　更可笑的是，根据《大清律例》“犯罪自首”条规定，“卑幼告言尊长，尊长依自首律，免罪，卑幼依干犯名义律科断”。家长只要自首，还可以免责。所以，在大部分案件中，卑亲一旦状告尊亲，他们所犯的罪行可能比尊亲实际要承担的刑事责任还要重得多。

　　当然也有例外，“干名犯义”条规定：“其告（尊长）谋反、大逆、谋叛、窝藏奸细，及嫡母、继母、慈母、所生母杀其父，若所养父母杀其所生父母，及被期亲以下尊长侵夺财产，或殴伤其身，（据实）应自理诉者，并听（卑幼陈）告，不在干名犯义之限。”也就是说，对谋反、大逆、谋叛、窝藏奸细等危害封建皇权的犯罪，以及母亲杀害父亲等危害封建家长权的犯罪等，封建社会是允许卑亲属状告尊亲属的。

　　王熙凤并非亲自状告，而是撺掇张华去告。可见，她是知道这种行为违法的，至少她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妥当的。所以只能在背后撺掇，而不能亲自为之。但在该起官司中，她仍然属于造意者。一旦事发，根据《大清律例》“共犯罪分首从”条规定：“凡共犯罪者，以（先）造意（一人）为首（依律断拟），随从者减一等。”王熙凤是难以脱罪的。

　　“教唆词讼”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受这种思想影响，中国古代社会以诉讼为耻，“控而不胜，固获咎愆，控而即胜，亦非良善。”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是理想的社会状态。古代社会政府对诉讼设置严格的门槛，如官府以避免耽误农时、影响农本为理由，规定每年的诉讼时间。清代规定专门的“放告日”，即理讼日期，三五日“放告”一次。若遇农忙（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连续数月不“放告”。

　　甚至，很多朝代通过法律对健讼者进行打击。《大清律例》“教唆词讼”条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至死者，减一等）。若受雇诬告人者，与自诬告同。（至死者，不减等）。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见人愚而不能申冤，教令得实，及为人写书词状，而罪无增减者，勿论。（奸夫教令奸妇诬告其子不孝，依谋杀造意律）。”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有以下几种情形的人，要承担“教唆词讼”的刑事责任：一是“敛钱包讼”，如在张金哥退婚案件中，王熙凤接受馒头庵净虚老尼姑的请托，敛财三千两银子后帮张金哥退婚。二是“代写呈词”，这需要有增加罪名或者减少罪责的情形存在。古代的诉讼，为了达到吓阻对方、扩大事态的效果，原告一般都会将事件性质往严重了说，所以若官府认真起来，告状者真可能得咎。三是“教唆诬告”，多是出于诈骗钱财或挟仇报复所引发。

　　王熙凤再三命旺儿挑唆张华状告贾琏“背旨瞒亲，仗财依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但是，实情是否如其所说呢？

　　“背旨瞒亲”“停妻再娶”是不成立的。但是“仗财依势，强逼退亲”确实存在。按照第64回的描述，贾琏偷娶尤二姐之前，贾珍“使人将张华父子叫来，逼勒着与尤老娘写退婚书。……心中虽不愿意，无奈惧怕贾珍等势焰，不敢不依，只得写了一张退婚文约。尤老娘与了二十两银子”。

　　尽管所告部分为实，但也存在律文中的“增减情罪”而诬告的情形。在这里，王熙凤、旺儿与张华又成了团伙犯罪的共犯了，王熙凤是主犯，旺儿和张华则是从犯。

　　“有事以财请求”

　　从张华告状的过程来看，理状衙门都察院的人还受贿了。先是王熙凤拿了三百两银子让娘家人王信去打点察院。书中写道：“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赃银。次日回堂，只说张华无赖，因拖欠了贾府银两，枉捏虚词，诬赖良人。”贾蓉成为被告人后，贾珍“即刻封了二百银子着人去打点察院”。贾府内斗，一件官司，两头收钱，按照“教唆词讼”规定，在教唆词讼中“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察院的罪名也不轻。

　　《大清律例》“官吏受财”条规定：“凡官吏（因枉法、不枉法事）受财者，计赃科断，无禄人各减一等，官追夺除名，吏罢役（赃止一两）俱不叙用。说事过钱者，有禄人减受钱人一等，无禄人减二等，（如求索科敛吓诈等赃及事后受财过付者，不用此律）……一两以下杖七十……五十五两杖一百流三千里……八十两（实）绞（监候）。”用今天的话说，《大清律例》贯彻了职务犯罪行贿、受贿一体打击的刑事司法政策，因为该律“有事以财请求”条也规定：“凡诸人有事以财行求（官吏欲）得枉法者，计所与财坐赃论，若有避难就易所枉（法之罪）重（于与财）者，从重论，（其赃入官），其官吏刁蹬用强生事，逼抑取受者，出钱人不坐。”所以，受财者自然难逃法网，而除了被官吏“逼抑”索贿的行贿者可以免责外，作为“有事以财相求”的行贿者王熙凤，是主动行贿，依法应按“所与之赃，与受财人同科”。枉法者受贿八十两就构成绞罪，而行贿者“与受财人同科”。察院受贿五百两，王熙凤和贾珍分别“贡献”了三百两和二百两，都已经超过了绞刑的最低标准了。

　　“谋杀人”

　　尤二姐进入荣国府后，事情并未了结。王熙凤又派人调唆张华：“亲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亲事，官必还断给你。”于是张华又告。察院受王熙凤所托，便批：“张华所欠贾宅之银，令其限内按数交还，其所定之亲，仍令其有力时娶回。”这样，张华父子“便去贾家领人”。被贾蓉遣人威胁“死无葬身之地”。张华与父亲商议后，决定走为上计，“父子次日起个五更，回原籍去了”。王熙凤“如此将刀靶付与外人”，怕事情泄露，又使一计，“悄命旺儿遣人寻着了他，或说他作贼，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算计，务将张华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誉。”

　　好在旺儿良心尚未泯灭，觉得“人命关天，非同儿戏”。“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来告诉凤姐，只说张华是有了几两银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人打闷棍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里验尸掩埋”。张华父子侥幸逃得一命。

　　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当代社会，杀人都是罪大恶极的犯罪行为。哪怕“律比畜产”的奴隶，家主也不能随意杀害。否则，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大清律例》“谋杀人”条规定：“凡谋（或谋诸心或谋诸人）杀人，造意者斩（监候），从而加功者绞（监候），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杀讫乃坐（若未曾杀讫而邂逅身死，止依同谋共殴人科断）。若伤而不死，造意者绞（监候），从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功者，杖一百徒三年。若谋而已行未曾伤人者（造意为首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者（同谋同行），各杖一百，但同谋者（虽不同行）皆坐。”显然，王熙凤让旺儿去谋杀张华父子，旺儿外出，属于“谋而已行”，旺儿未实施杀人行为，属于“未曾伤人”。王熙凤（造意者）为首犯，需要杖一百徒三年，而旺儿无故意杀人的意思，假装去杀人而在外“度假”，显然不能科罪。

　　由此可见，发现贾琏偷娶尤二姐后，王熙凤的系列行为至少犯有“四宗罪”。她在自己导演的“连续剧”快结束时，虽然意识到自己“将刀靶付与外人”，但再想挽回已然晚了。在尤二姐吞金自杀后，贾琏发狠“我替你（尤二姐）报仇”。封建夫权制度下，得罪了丈夫，可能意味着婚姻关系的终结。所以判词中，王熙凤有“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的悲惨结局。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