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背山面海，海洋，从中华文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未离开过我们的视线。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东南沿海各地就已制作舟船，开始了与海洋的交往，龙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都是具有典型海洋特色的原始文化。俯瞰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疆域上南北两翼形成的巨大阻碍，向东西两个方向拓展。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中华民族克服地理不利因素，为求生存、求发展作出的必然选择。春秋时期，孔子向大海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浩叹，可见向海拓展生存空间是深入人心之道，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这样一条生存之“道”，它绵延两千多年，引领中华民族面向大海“兴鱼盐之利，行舟楫之便”，将中华民族发展之路与世界各大洋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港（古代称为刺桐港）“涨海声中万国商”（出自宋代李邴《句其四》——编者注）的繁荣景象，也成为我们祖先对外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技术革新之道

　　（一）“海舟以福建船为上”

　　我国历史上存在三种主要海船船型，即福船、广船和沙船。这三种船的适航情况有所不同。其中，福船是福建浙江一带的古代船型，最适宜深海远航，郑和下西洋时乘坐的就是福船。南宋初期，负责海上防御及海外交通的大臣吕颐浩对海船船型有极为精辟的总结，他说：“臣尝广行询问海上，北来之人皆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福船诞生于福建地区并非偶然。闽人素来有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习俗，五代十国的闽国，其财政主要依靠海外商贸，故而更加重视造船和航道的开辟。由于航海商贸的需要，福建造船业不断发展，东晋末年白水郎卢循发明了具有水密隔舱的八艚舰，随后这种造船技术被散居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白水郎（疍民，也称为连家船民，他们终生漂泊于水上，是个相对独立的族群——编者注）继承下来，并作为福船核心结构延续至今，这对航海史的贡献或许堪比指南针。水密隔舱技术把船舱分割成若干互不相通的独立舱室，这样能防止部分舱室破损进水导致的整船沉没。1974年，在泉州湾淤泥中出土了一艘宋代中型货船，其舱底有13个水密隔舱，显示出当年泉州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这种工艺。发展到北宋时期，福船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海船，唐宋以后，福船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船只。

　　古代海上航行，商船也是战船，即商战一体。福船因其优良的适航性和坚固性，不仅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主要商贸船，还被用作驰骋海域的战船。明代抗倭战争期间，战船直接由福船改造而来，在甲板上增加了防御设施，货舱被改为士兵居住舱室，成为明朝水师的主力战舰。其因“耐风涛，且御火”“高大如楼”“难于仰攻”，是“海战之利器”，在海战中无往而不胜。福船的优点，也使其成为国家出使外国的首选。自北宋末成为外交使节坐船后，福船一直是古代外交使节出访时乘坐的船舶，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永乐年间，张谦出使渤泥国（今文莱）返程途中，在浙江台州金乡卫外海与倭寇进行的海战。张谦以160余人的力量歼灭了4000多名倭寇，这成为明朝抗倭史上最辉煌的一次海战，这次的胜利与福船的高大和优秀的战斗力密不可分。福船集商船、官船和战船于一身，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海船，造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并一直延续到近代。

　　（二）闽籍航海家与航海罗盘

　　从“见斗极则寤矣”到“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航海罗盘的发明经历了指南针、堪舆罗盘到航海罗盘的过程。虽然堪舆罗盘何时被移植到海船上成为航海罗盘没有准确的记载，但可以推测，最先将堪舆罗盘应用到海船上的，极有可能是福建籍航海家。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也猜测航海罗盘的最早使用者是闽籍航海家，他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说：“福建派堪舆家必定重视对航海非常重要的那些事物，这一点是因此可以预料的。我想指出，凡有关磁罗盘最早应用于航海的研究，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福建，特别是唐代和宋代初期为好。”这些推测可能建立在两个基础上。其一，古代福建有“闽在海中”之称，是航海和造船的主要沿海地区。从北宋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船以福建船为主，驾驶福船的船师自然也应是闽人。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北宋末年出使高丽的“神舟”和“客舟”都来自福建，其水手也都是福建人。福建悠久的航海历史和优良的造船工艺，给船只频繁航行海外提供了坚实基础。而航海必然带来更加精准的导航需求，在航海罗盘被发明之前，船舶主要靠天文和地文导航术来推测船位，十分依赖天气。航海家们迫切需要一种不受天气影响、能够全天候辨别方向的航海工具。这便为堪舆罗盘引入航海、成为导航工具提供了可能。其二，北宋时堪舆术主要分为赣派和闽派，赣派主要用堪舆罗盘定点，而闽派堪舆师则主要用堪舆罗盘中的指针辨别方位。在古代，漂洋过海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众神的护佑，航海家对大海心存敬畏，往往会通过祈求神灵保佑的方式来达到航行安全的目的。福建地区民间神灵崇拜的习俗历史由来已久，堪舆罗盘作为占卜活动时的定位工具，自然经常为闽籍航海家所用，其辨别方向的功能自然会对航海家有所启发，进而被引入航海中改造成航海罗盘，完成航海导航工具的又一次技术革新。

　　文化交融之道

　　（一）海上贸易商品——丝路文化交流使者

　　泉州处于东南沿海中心地带，不论是北风还是南风，泉州都可以依据风向向南或向北出港远航。一年两次的季风航线给刺桐港提供了海上贸易的先天优势，这让刺桐港的贸易量与一般的海港相比多了一倍。港口的兴盛必然带来城市的兴盛，刺桐港的繁荣极大地刺激了泉州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在当时的泉州，制陶、制糖、制茶、纺织、酿酒行业纷纷发展起来。其中，德化陶瓷作为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口商品，成为中国同世界对话和交流的重要文化使者。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出的宋代六棱形带盖执壶，其仿造了波斯金属器皿造型，在国内文物发掘中极为少见。这种造型并不是传统的中国样式，无法用中国传统工艺旋转拉坯制作，只能通过某种模具烧制而成。而在宋元时期德化窑的青白瓷瓷窑遗址中，出土了一模一样的标本残片，说明这种造型独特的执壶是德化窑的产品，也反映出当时的德化已经有了按照海外市场要求、依照海外日常使用的器具样式定制瓷器的情况。这种明显带有中国标签的外销瓷器和海外瓷器一起，形成了相互印证的产销链条。德化白瓷将不同国家的审美和技术融合在一起，通过远洋航线连接不同的国家，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当年泉州海上贸易文化交流的兴盛。

　　除了海外少见的瓷器样式，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还引来了不同国家的匠人。自唐代开始，一些阿拉伯商人就漂洋过海，陆续来到泉州并在此定居，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也受到本地人的尊重。在向海外行进中沉没的南海一号沉船上，人们发现了公元前一世纪阿拉伯地区流行的镶嵌工艺风格的黄金首饰，打造这些黄金首饰的，很可能是当时活跃在泉州的一批阿拉伯工匠。他们将家乡的制作工艺带到泉州，运用娴熟而多样的波斯技法在中国制造了这些精美的首饰，从泉州向海外输送，参与了海上贸易链条。当年频繁的跨国贸易经历千百年的演变，成为一种更加深厚的文化融合。如今，泉州地区有一批当年留在这里的海外匠人的后裔，他们仍然保留着祖先的文化记忆。位于晋江市陈埭镇岸兜村的陈埭丁氏宗祠，是阿拉伯后裔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寄托之所，阿拉伯人的后裔们每年都会聚在这所祠堂中度过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古尔邦节。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往来不仅带来了贸易的兴盛，更重要的是加速了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世界各地的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融合成为悠久、璀璨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二）不同信仰并存——多元文化共生缩影

　　宗教文化往往会随着多种商品的频繁贸易，加速交流与融合的进程。在北宋前期，全部进口商品的品种不超过50种。而到了南宋末年，增加到了300余种。各个国家的宗教文化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了十分广泛的交流，它们集中在刺桐城，互不干扰、和谐共生。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四翼天使造像石刻，便是地方特色融合多种宗教元素的例证。这一融合了多种文化的基督教碑刻，在人物造型上和谐地聚集了三种以上的宗教和民间信仰元素。当时，法国学者伯希和将这个元代四翼天使造像石刻命名为“刺桐十字架”，并发表在了欧洲一本极具影响力的杂志《通报》上，在西方引起了很大反响。然而，这个带有多种地方特色的石刻并非个例。1939年，在一次泉州城墙的拆解过程中，人们意外发现了地基下面有大量类似的宗教石刻，其上杂糅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宗教色彩和西方宗教特色元素，碑记上甚至还出现了阿拉伯文、波斯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等几种文字。从碑记上的文字可以了解到700年前贵族的名字及其宗教信仰，这也反映出宋元时期的泉州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其充满了国际风情和多元文化包容的社会氛围。

　　各种宗教在不同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出现在泉州。受到唐朝统治者推崇的佛教，在南北朝时期便已漂洋过海传播到了泉州。据史料记载，公元561年，拘那罗陀从南海郡（今广东南海）一路辗转，到达梁安郡，翻译了《金刚经》等佛家典籍。历史地理学家章巽认为，梁安郡故址就在南安市丰州镇。拘那罗陀成为泉州海外交通史自有记载以来第一个到达泉州的外国人。他留下佛经是后来玄奘西行求法的直接动因。除了史料记载的从泉州港传入的宗教情况，在泉州的考古发现还改写了宗教在中国的传入历史。《晋江县志》《泉州府志》中记载，摩尼教自元末传入福建。但在泉州晋江供奉摩尼教光明佛的草庵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带有“明教会”字样的黑釉碗。经比对，北宋晋江磁灶窑口发现的瓷片与这种黑釉碗一致，可以肯定，摩尼教在北宋时期就已经进入泉州，这将刺桐摩尼教的历史向前推进了300年。从唐代到元代，刺桐城经历了600年时间，它从一个码头成长为中古时代东方第一大港口，汇聚了不同时期从各国来的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同本土道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这座城开阔包容的气质。如今，在泉州1.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约有6000座庙宇、500种神灵。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刺桐港相遇、相处、相安无事，造就了多人种、多宗教并存的独特港口历史。

　　生生不息之道

　　（一）世代传承之道

　　海上之路一旦打开，便会以不可阻挡之势，将整个世界连接起来，对后世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自唐代以来，由于海上航路的开辟，香料成为进口货物中最大宗的商品，在泉州海外贸易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名贵的香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和运输进入泉州港，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奢侈品和畅销品。仅在公元977年，泉州一地就向朝廷进贡了37000公斤乳香。可见，在当年还未达到鼎盛时期的刺桐港，香料的进口量就已很大。宋元时期及其后数百年间，香料贸易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不断给欧亚间海上航路带来繁盛，至今仍影响着泉州地区的贸易地位。而当时从刺桐港进入的香料和技艺也留在了这里，被世代沿袭至今。泉州永春蔑香的制香原料都是来自海外，世代沿袭下来的手工蔑香技艺和制作流程也基本保留了西亚传统制香的古法工艺。泉州市永春县达埔镇至今仍有许多制香世家，永春蔑香如今依然是欧亚航路上的重要商品，在东南亚占有1/3的市场地位。

　　宋元时期对于泉州商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泉州，全民皆为商人。他们依托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国际舞台，采用灵活的经商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市场贸易活动。泉州商人发挥了海洋子民的经商品质和创新精神，具有合伙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能力，让彼时的刺桐港商贸发展达到顶峰，也为泉州地区的后代们留下了世世代代安身立命的经商基因。以经营方式为例，古代商船的货物摆放采用节省空间的做法，以期通过贸易活动获取最大利润。据北宋时期朱彧的《萍洲可谈》描述：“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当时大宗商品海外贸易均是委托船主办理，商人不会跟船出行，《萍洲可谈》中描述的与货物睡在一起的“商人”，指的是泉州地区船主招揽的船员。他们没有具体的工钱，而是“以舱代薪”，这是泉州地区一种十分特别的经营方式。船主在船舱中划定空余少量的空间让船员水手经营，以此代替工资。这样，船主既能专注于大宗商品的高利润贸易，也能充分利用寸土寸金的少量空余位置，提供给没有足够实力的小商贩以海外贸易机会，走出一条两全其美、互惠共赢的经商之道。

　　（二）和平包容之道

　　主政者的智慧随着历史的铺陈，推动着泉州地区繁荣发展，也为这个历史悠久的地区留下了和平、包容的精神文明价值。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中国已经出现了稳定的远洋航线，阿拉伯商船也会沿着这套航线直驶中国，形成了十分便利的双向交流渠道。泉州港处于东西航线的交汇点，东边的新罗人、日本人，以及西向而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印度人等都陆续出现并聚集在这里。有着约1300年历史的泉州西街，至今还保留着五代十国时期的格局，这种格局源于五代十国时期主政官员留从效的一次快速扩建工程，其初衷是为了满足远道而来的外国商人。西街列屋成街、横向延展，每一户都会共用隔壁邻居的墙面，构成联排式多层房屋结构。这种结构因工期短、占地少、搭建简便迅速，十分适合安置短期激增的人口，满足短暂居住的海上商客之需。从开闽三王到后来的地方主政官员留从效及其继任者，他们在对待泉州地区海外贸易政策的支持鼓励上都十分一致，他们用和平包容的眼界和格局，大力扩建港口码头，招揽中外商贾，转移城市中心，使大批的外国商人、习俗与本地风土人情融合在一起，让泉州港自唐朝中叶就开启了海上贸易的包容兴盛之路，并在经历了150年的发展后，丝毫未见衰退。即使在朝代更迭的动荡时期，这片繁荣的土地也未曾受到侵扰，其势头持续到元朝仍未见衰弱，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虽然元末之后，明朝开始海禁，在防止倭寇滋扰海岸的同时，将私人海外贸易变为官方垄断贸易，但刺桐港以另一种方式书写着和平包容的全球化历史。明永乐三年，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永乐皇帝派遣郑和统率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开始了一次伟大的航海活动。郑和调集泉州资深船匠，搜罗大批闽南水手，其船队历经28年7次远航，从西太平洋到北印度洋，再到非洲赤道以南的广阔海域，郑和船队和他的朝贡贸易拓展了认识海外世界的新航路，也向世界各国传达了“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理念。郑和下西洋携带的国书上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一视同仁，不能众欺寡、强凌弱”，明王朝以“和平使者”的姿态，给途经的国家带去了和平与繁荣。而郑和这位委以重任的和平使者，也赢得了外国的信任和尊重。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至今仍保留着用郑和的字“三宝”命名的城市、港口、庙宇等。马六甲城郊有一座极富中国审美风格的“宝山亭”，就是17世纪时当地为纪念郑和所建。人们以这些形式来崇拜他、纪念他，这也深刻反映出海上丝绸之路和平与包容的精神文明的价值，中华文明以独特的形式向世界传播，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源远流长的印记。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