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纨，字“宫裁”，她生于金陵书香世家，在《红楼梦》金陵十二金钗中排名第十一位，是荣国府长孙贾珠之妻。贾珠死后，她虽然生活在“膏粱锦绣”丛中，却心如枯井，志在做一名守节之妇。在《红楼梦》第三十九回螃蟹宴的末尾，李纨借当时的酒劲流露了真情，“说着滴下泪来”，由此可以看出她孤身守寡的无奈与辛酸。《红楼梦曲》配给李纨的曲目是《晚韶华》，虽然她“阴骘积儿孙”，儿子“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但最终却“昏惨惨黄泉路近”。

　　李纨守寡而不嫁，受到时代环境、人物关系和人性的复杂性等多方面的影响，是古代妇女再嫁制度在个体身上的折射。封建社会中，妇女要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贞洁观的规训贯穿妇女人生的始终。《仪礼·丧服·子夏传》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礼·天官·九嫔》云：“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女戒》则写道：“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时间越往后，妇女承担越多的贞洁义务，法律对妇女再嫁设置的障碍越多，妇女越来越受礼教与法律的双重约束。

　　发展初期，束缚较松

　　魏晋以前的时代特征是战争、百家争鸣和民族融合，秦朝虽严刑峻法，但对妇女再嫁也没有绝对禁止。《史记·秦始皇本纪》曾记载：“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即限制有孩子的妇女再嫁。

　　西汉孔光认为：“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实践中妇女再嫁的事例不胜枚举。即便是倡导“三纲”的董仲舒，对妇女再嫁也持开放态度。据《太平御览·刑法部·决狱》记载：“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衍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依当时的法律“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但是，董仲舒并没有机械地适用法律，而是援引儒家经典《春秋》进行决狱，认为这种夫死未葬而遵母命改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魏晋时期更是盛行玄远放逸和放任自然的观念，这个时期的妇女地位也和这个时代的思想一样，能够冲破羁绊且放逸奔放，再嫁是一种正常的婚姻选择。刘备称帝后的穆皇后吴氏，就是在丈夫刘瑁死后，再嫁于刘备。

　　朝代更迭，宽严反复

　　隋朝开皇十六年，隋文帝诏令“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对官员的妻妾再嫁予以限制，但这主要针对上层社会，对平民则没有明确限制，该法后于隋炀帝初年被废止。

　　唐朝时贞节观念淡薄，离婚与再嫁比较常见。《唐律疏议·户婚》规定离婚主要有出妻、和离、义绝三种方式。从史料来看，女性也可以提出和离、义绝，女方再嫁也不为失节。在话本《秋胡》中，秋胡几年不归，秋胡母就劝秋胡妻：“不可长守空房，任从改嫁他人。”由此可见，婆婆主动劝儿媳妇改嫁在当时并不罕见。不过，唐律对妇女再嫁的时间条件进行了限定，如《唐律疏议·户婚》“居父母夫丧嫁娶”条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此即规定妇女需在服满丈夫丧期后才能再嫁。在再嫁的财产权方面，《唐律疏议》规定：“准户令：‘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即妇女从娘家所得的财产不属于夫家，不在夫家分割财产的范围内。结合当时的具体实践，妇女丧夫改嫁可以带走奁产（即嫁妆）。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风气开放，此时，无论社会文化还是法律，都体现了允许女性再嫁的态度，妇女受贞洁观念束缚较少。宋真宗时期的章献明肃皇后刘氏、宋仁宗时期的慈圣光献皇后曹氏都是改嫁后进入皇室。范仲淹的母亲在丧夫后携子再嫁，范仲淹对此毫不回避，还曾在《义庄规矩》中提到“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对妇女再嫁给予比男子再娶更多的金钱资助，以此支持妇女再嫁。

　　在再嫁法律方面，有“夫出外三年不归，亦听改嫁”的规定。若擅自离家后改嫁，《宋刑统》承袭唐律，规定：“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但又引用周显德五年的敕条补充规定“妻擅去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加重了刑罚。此外，庆历四年宋仁宗诏令“宗室大功以上亲之妇不许改嫁，自余夫亡而无子者，服除听还其家”，对宗妇再嫁进行限制。宋英宗治平年间规定：“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官已上，即许为婚姻。”这对宗室女再嫁有所放宽。在再嫁妇女的财产权方面，为了维护夫家的家族财产利益，妇女再嫁后不能携走夫之财产。如，《宋刑统》规定：“准户令：‘……若改适，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但是，同唐律的规定一样，妇女丧夫改嫁后可以带走奁产，而不受限制。

　　理学兴起，礼法严苛

　　南宋至清朝时期对再嫁的禁锢愈发严厉。南宋时期，民族危机严重，官方开始加强思想控制，对“忠、义”的强调带来对“贞、节”的倡导，对女性的行为规范开始严厉起来。

　　元朝妇女再嫁制度的一个典型变化是，妇女再嫁不能带走自己的奁产，这也影响了明清时期的立法。《元典章》规定，除无故出妻外，妇女“欲再适他人，其元随嫁妆奁财产，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似前般取随身”。

　　明朝时期，君主专制明显强化，明太祖朱元璋崇尚理学，在节烈观问题上，对女性思想的控制也超过以前，把“人欲”看作“天理”的对立物，官方极力用“饿死是小，失节事大”等礼教来约束并规范妇女。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朱升等：“纂女诫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此外，还通过立法表彰、免除差役等方式鼓励妇女守志，如《明会典》规定：“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

　　对于妇女再嫁，《大明律·户律·婚姻》“居丧嫁娶”条规定：“凡居父母及夫丧，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丧娶妾，妻、女嫁人为妾者，各减二等。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夺并离异。”由此，对妇女再嫁的时间以及命妇再嫁作出限制。此外，“出妻”条规定：“若妻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因而改嫁者，绞。”较于唐宋法律，对于再嫁妇女的处罚明显加重。对于妇女奁产的所有权，明朝承继元制，《大明令·户令》规定：“凡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老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此条即规定了妇女丧夫无子，若改嫁，夫家财产及个人的奁产都由前夫家作主。

　　清朝也极力鼓励妇女夫死守志，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礼法制度。《大清会典》规定：“凡妇人夫亡之后，愿守志者，听。欲改嫁者，母家给还财礼，准其领回。”即寡妇是否再嫁，由其自己的意愿决定，但改嫁者需返还“财礼”。虽然清律允许改嫁，但对妇女再嫁也进行了严格限制。《大清律例》承袭《大明律》的有关规定，同样限制妇女居夫丧再嫁以及命妇再嫁，并对背夫逃跑改嫁者，处以绞（监侯）。此外，妇女丧夫无子，再嫁后也没有对夫家财产以及个人奁产的所有权。

　　纵观古代妇女再嫁制度的流变，可以发现妇女再嫁实属不易，需要面对较大的道德压力和法律阻力。因此，李纨守寡后之所以选择留在贾府，是经多方权衡决定的：既有社会对女性守节的道德规训与法律规范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有她与贾珠之间的情谊、儿子贾兰的抚养问题，贾府待她不薄，若她再嫁，也很难再找到贾府这样的人家，而且留在贾府她还有机会封诰等因素的考量。在此意义上，《红楼梦》不仅控诉了封建礼教与法律对守节寡妇的戕害，而且对强加于女性的人身依附关系予以批判，是对个体生命淹没于时代洪流的现实写照。

　　（作者单位：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