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文字纪念那几位英年早逝的战友、兄长的想法由来已久，但一直未能落笔，不是因为忙碌也不是因为静不下心，而是不忍心把珍藏于心底的情感表露出来，不愿去触及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与记忆。

　　一

　　偶然的机遇我来到了法院，被分到远离县城的万福人民法庭工作。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天，我拎着行李站在那栋与村委会合用的法庭办公楼前，里面冲出来两位与我年岁相仿的小伙子，热情地接过我的行李，其中一位就是杰哥，交谈得知他们比我早两个月来的法庭。

　　那时法庭条件非常艰苦，只有两辆破旧的自行车，下乡调查取证常常是要走路去的。记得有一次去油田镇七里村调查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我们先是搭车到油田镇，然后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七里村，我饿得两眼无光，累得双脚打战。这时杰哥塞给我两个鸡蛋，叫我赶紧吃了。这两个鸡蛋，一直温暖着我的心。

　　杰哥患病的时候，已是执行局副局长，他早已从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和热情的少年成长为一名沉稳睿智的中年法官了。当我得知他身患胃癌时，心如刀绞的我驱车从法庭赶回了县城。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牵着他已经变得很瘦小的手，走过县医院的林荫小道，陪他观看了当晚在医院球场举行的一场乡镇干部篮球赛。不久后，他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年还不到46岁。听说，他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还叫家人用轮椅推到我们即将搬入的新大楼上转了一圈。我想，当时的他心里肯定充满了不甘，也充满了不舍。

　　二

　　认识“憨子”哥的时候，他还在永阳人民法庭工作。瘦削的脸上时常带着憨憨的“坏笑”，所以院里同事常开玩笑叫他“憨子”。

　　那是一个天气炎热的晚上，我敞开房门在办公桌上写材料，一个个子不高、肤色黝黑的年轻人抱着半个西瓜敲了敲我的门，笑着说：“歇一会歇一会，先把这个瓜干掉。”由此，我们开始慢慢熟悉起来，但可能是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的缘故，我们的交流也仅限于工作层面，平时的交流都是泛泛而谈。

　　与“憨子”哥真正的交心是我俩一起在省高院参加法庭庭长培训的日子，那时他在固江人民法庭任庭长，我在高新人民法庭任庭长，我俩同住一屋。那些日子，我们经常斜靠在床上聊着各自的过往。他早年丧母，导致了他平时不爱说话的性格，他曾与父亲很疏远，后来终于理解并释怀。

　　“憨子”哥患喉癌离开我们的时候57岁，已卸任法庭庭长，离开了从21岁便开始干的民事审判、执行一线岗位，在审管办工作。每每走过他曾经工作过的房间，我仿佛还看到他坐在那张从老家带过来的藤椅上，瘦削的脸上带着憨憨的“坏笑”。

　　三

　　一天夜里快11点了，我突然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严哥走了。那天，离严哥退休还有6个月。

　　初识严哥，是我跟随院长到东固人民法庭调研，当时他在那里任庭长。刚满30岁的他已担任过两个法庭的庭长，浑身上下透出一股与年龄不相符的老成与沧桑。是的，是沧桑，是一种整日里奔波于乡村、沉浸于解决家长里短中的沧桑。

　　严哥教了我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那年他已调任执行庭庭长，带队到我主持工作的万福法庭执行一起案件，进门时恰逢我因接待一名当事人而烦恼。当天晚上，留宿法庭的他与我在院子里散步，询问白天发生的事情。多年后，我还记得那个月光洒满院子的夜晚，是他让我理解了法官是人、诉讼群众也是人，人与人是平等的，解纷止讼是我们的职责，要学会换位思考就能对当事人多一份理解。

　　严哥很“严”，他的严体现在讲原则、讲规矩上，体现在律己上，对同事、对后辈，他更多的是礼让、是呵护、是关爱。司法员额制改革那年，他没有申请入额，并不是他不热爱审判工作，而是想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年富力强的同事，把舞台让给年轻人。尽管没有入额，但他仍然默默地坚守在司法战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