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名称：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提案

　　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院长杜惠平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引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地推动和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院长杜惠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存在短板的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不平衡，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引领和调适。

　　基层治理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是杜惠平长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去年，他有一份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提案，就是走访基层、阅读文献、举行座谈后的调研成果。

　　杜惠平发现，随着社会法治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的大调解工作机制仍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纠纷处理行政化、机构设置混乱化，以及矛盾调解与处理落实脱节化。出现问题的原因则在于：调解机制不够健全、法治手段运用不足、调解力量比较薄弱等。

　　为此，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进一步整合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等力量；二是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机制；三是建立和完善考核激励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很快给了我答复，很多想法、举措和我的思考都是不谋而合。”杜惠平说。

　　答复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部署。在新一轮司法改革部署中，“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被写入《决定》，赋予这项改革更大的社会价值。

　　2015年12月6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为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

　　杜惠平欣喜地看到，长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紧紧围绕中央部署，积极发挥司法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在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搭建诉调对接平台和加强实现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衔接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对最高法院的答复表示满意，对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建设问题，我还会继续予以关注。”杜惠平说。

　　他同时告诉记者，基层治理也不可忽视城市社区的治理。“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与国家制度的有限供给是社区治理的主要矛盾。”

　　他提出，“城市社区治理要实现从物质投入、制度供给向公共精神培育的战略转移，凸显城市社区的本质属性，回归社区的本位。”“创新社区治理的方法手段，提高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使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公共精神的力量。”他还建议，培养社区治理的内生力量，引领社区公共精神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