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下称《条例》)出台后，当地食品领域的职业打假行为大幅减少。但地方是否有权限制职业打假？近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出版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下称《案例选编》)给出了回应。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为，前述条例不存在超越立法权限、违背上位法基本原则问题。“但是《条例》第97条规定，仍然较为笼统简单，覆盖了一些不属于敲诈勒索的投诉、举报行为，不利于打击假冒伪劣。建议及时总结实践经验，适时加以修改完善。”

　　鉴于存在恶意索赔等道德风险，以及有浪费行政、司法资源之嫌等弊端，对于职业打假，近些年无论在法律规制，还是现实层面，都有明显的“降温”迹象。《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对职业打假的限制其实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不过，限制职业打假，是要遏制职业打假所衍生出的负面问题，实现扬善抑恶，而不是一概否定它的积极作用。毫无疑问，此次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回应，是对这一价值立场和立法导向的重申。

　　《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是全国首个地方性食品安全监督条例。从立法程序上看，经济特区立法在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前提下，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作适当变通，《条例》对职业打假的限制，“不存在超越立法权限、违背上位法基本原则问题”。但是，其97条规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消费者委员会受理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投诉举报时，发现投诉人超出合理消费或者以索取赔偿、奖励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可以终止调查，并将相关线索纳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条例》的这一表述有打击面过大之嫌。

　　比如，到底何谓“合理消费”？“以索取赔偿、奖励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的投诉举报都“可以终止调查”，则几乎是对职业打假完全关上了大门，而不仅仅是“限制”。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话说，这覆盖了一些不属于敲诈勒索的投诉、举报行为，不利于打击假冒伪劣。因此，“建议及时总结实践经验，适时加以修改完善”，这一提法无疑是中肯而必要的。

　　事实上，该条例自2018年5月开始施行以来，已历两年有余，应该说会有不少的“实践经验”反馈。比如，在食品领域职业打假行为大幅减少之余，一般正常的举报投诉有否下降？食品领域的假冒伪劣或是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是否真的得到有效遏制？对这些关键问题予以科学调查和评估，有利于客观审视《条例》相关条款的利与弊。也就是说，全方面限制职业打假，是否真的对于地方食品安全带来正向影响，应该有及时的评估，并据此对相关条款予以调整。

　　当然，此次《案例选编》的回应，不只是对《条例》的一种纠偏建议，也为其他地方的立法、乃至整个社会理性看待职业打假提供了一种“权威声音”。如回应所示，限制职业打假，应该是要着力限制那些属于敲诈勒索性质的投诉、举报行为，而不是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另外，回应也明确，对职业打假的过度限制，将“不利于打击假冒伪劣”。一句话，既要看到职业打假可能存在的问题，但也不能因为有问题就“一刀切”对职业打假说不。

　　跳出深圳的《条例》来看，到底如何平衡好职业打假的利弊，目前在立法和执法上，还有待更明确的界定。有业内专家强调，应对恶意索赔和职业打假进行界分，恶意索赔并不同于职业打假，目前在执法和司法领域仍存在混淆二者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要最大程度发挥职业打假的正向作用，又精准遏制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与行政、司法成本，显然不只是深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