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清代族谱样本。资料图片

　　家谱，也称宗家谱书，是记载家族发展历史的文献资料。国家档案局、文化部、教育部《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资料。”在丰富的家谱文献中，家法家规占了很大比重，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风家训与行为准则

　　古代家谱中包含了很多管理族人日常行为、规范生产生活秩序、维护地方治安的规定。

　　行为节制规定。《晋商乔氏家谱》制定了“五不准”家规，即：“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榆次《常家家训》规定：“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容貌必端庄、衣冠必肃整。”

　　乡邻和睦规定。《石城客家黄氏家谱》规定：“和睦乡里：夫乡里者，住居相近，田产相连，朝夕相见。有盗贼靠乡里救护，有贫乏靠乡里周济，所以乡里最要和睦。人能和睦，乡里即有盗贼也不怕，有荒歉也不怕，自然有人扶持，自然有人接应。”

　　婚姻关系规定。《余姚兰风魏氏宗规》规定：“族人有同姓为婚，或娶同姓酷妇者，本房应从速禁阻；倘有倔强不遵，则应报告族董，予以重办。如事前隐瞒者，事后发觉，就要予以斥革，不得入谱，知情的房长等人也要一体重办。”《唐氏家训》规定：“近亲不择偶，同宗不婚。”

　　尊老敬老规定。寿州《龙氏家训劝善十二条》第一条“孝父母”云：“凡我族人，宜念乾父坤母，生我劬劳。贫则获水承欢，富则皆甘备养。”《上虞雁埠章氏家训》要求为子女者“尤当对父母体心顺志，时时周旋膝下。养其亲而不知敬，态其亲不知顺者，直禽兽等尔！”“有子孙忤逆父母者，重笞逐出，永不入祠。”

　　守法纳税规定。《叶县任氏家训》规定：“租税乃国家重务，分毫必不能免”“朝廷设法以治天下，制度森严，凛然不可犯，犯之则身无所主。”告诫任氏后裔要务本守法，对国家法律持敬畏之心。

　　族规私刑及罚则

　　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使以姓氏为中心的家族连绵发展，从而产生了维系这种关系的家法族规，最后发展到族内私刑与国家刑法互为补充。

　　私刑体系发展。秦至唐的家法族规主要以家训的形式出现，并风靡于权贵阶层、名门望族，但基本不具有强制性。唐以后，成文的家法族规得到初步发展，强制性不断增强，私刑进入家法族规，但并未形成风气。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制定家法族规蔚然成风，家族私刑具备了一定的体系。

　　私刑刑种。私刑分得较细，具体如下：

　　一是死刑。《毗陵长沟朱氏祠规》规定：“至为强盗者，赃真事确，合族共同打死。”《宁乡熊氏祠规》规定：“结盟拜会、习教、停留匪类，严加约束、立令改行，倘怙恶不悛，犯至再三者，公同票请处死。”

　　二是羞辱刑。《浦江郑氏义门规范》规定：“子孙以理财为务者，沉迷酒色，枉肆费用，以致亏陷，家长查实，击鼓声罪而榜于壁。”意即对不良族人张榜羞辱，以令其改正错误。

　　三是财产刑。《岭南冼氏祠规》规定：“倘恃地僻人强，窝藏大盗，致令官兵围捕，应将该房削其谱籍，永远不准入祠，期房底银两一概充公。”《永兴张氏合族禁条》规定：“开设赌场者，重罚不怠。在场赌博者，每名罚钱四千文。”

　　四是资格刑。《宜兴卢氏宗祠戒约》规定：“不肖为匪，败露者，重惩逐出，永不入祠。”

　　五是身体刑。明清时期，笞、杖刑广泛适用于家族私刑。家法族规中的笞刑有等级之分，从二十到八十以内分两等、三等甚至五等。如《毗陵长沟朱氏祠规》将笞刑分为二十板、三十板、四十板三等。对于“不孝”“不佛”者，分别给予“责四十板”“责三十板”的处罚。杖刑比笞刑要重，行刑工具是大木板或者竹板。违反封建伦常、盗抢赌博之事等都可适用杖刑。如《东阳上磺王氏修谱条例》规定：“将妻妾作姊妹嫁人者，杖一百，妻妾杖八十。”

　　争端裁决与执行

　　古代家族采取“长老统治式”纠纷解决机制，族内因某事产生纠纷，由族长依家法族规、道德伦理予以公正裁决。

　　处罚原则。一是累犯加重处罚。《宁乡熊氏祠规》规定：“恃强牵拼，逞凶斗殴、横骗私宰、赌博及一切动辄恃强统众等恶，责八十；犯至再者，满责（一百）。”《寿州龙氏家规》对“恃强生事、好持凶器者”规定：“初犯，责二十；再犯，加等；三犯及与外姓斗殴，凭户长送官处治。”二是依血缘亲疏、尊卑决定处罚轻重。《毗陵长沟朱氏祠规》规定：“致有以卑殴尊，先责三十板，然后究论事之是非。譬骂尊长责十板。”

　　控告提起。《永兴张氏合族禁条》规定：对“平（凭）空”侵占祖山或在坟茔旁挖垅挑塘的行为，可以“合族鸣究（控诉）”。另外，对于将患有传染病的禽畜肉挑入村内发卖的行为，依照规定，应“除夺取外，鸣官纠治”。《毗陵长沟朱氏祠规》规定：“不孝不佛，确有实据，或父兄出首，或乡党公举。”

　　审理。《余姚江南徐氏宗范》规定，族长“评论一族之事”。万历二十二年，黄氏宗族黄硕显老人有五个儿子，生前将其家产均分给了五个儿子。老人去世之后，过了几年，第五子去世，没有子嗣，于是将长房孙辈过继给五房。但当涉及继承财产时，五儿媳与其他四房发生争议，于是族长等掌权者根据族规商议，决定该立继只承继香火，不继承财产，财产予以其余四房均分。

　　执行。《宁乡熊氏祠规》规定：“劫杀、淫恶情重者，令本身父兄立字据，历数罪状，跪求族长，凭公捆送，解宪处死。”《映雪堂孙氏家法补略》也规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流入贼匪，或经族内捉获，与外姓捆拿交族，其房长鸣集族总、各房长等，公同议处。”《余姚江南徐氏宗范》规定，兄弟之间发生争议，由房长剖断，“如不服，不问是非，各笞数十，然后辨其曲直，而罚其曲者。”

　　司法支持与最后决断

　　古代的家法族规与国家法律是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国家法律的某些内容为宗族法的直接渊源。家法族规在维护宗族自治的同时替国家催办钱粮；代行国家基层行政组织的某些职责，在宗族内实行准立法、准司法权，维持治安；通过伦理说教活动，满足宗族成员精神要求。因此，我国古代对家法族规基本上是支持的。

　　家族重要纠纷和争端提请司法决断。《锡山邹氏家乘凡例》规定：“凡祖宗坟木荫庇风水，如有子孙私自研法己用者，公同告于宗长，获实拿送有司治罪，以警将来。”由此说明，但凡需要严厉治罪的行为，仍然交由官府解决。风水林作为一种物权标的，具有经济、生态与社会价值，常因盗砍、侵占而引起讼端。宗族一般都禁止砍伐风水林，一旦盗伐必定引发诉讼。同治年间赣县曹思建父子因盗砍刘宗泰家后龙山树木，由此引发两姓持续三年的诉讼。其族谱记载：“次年五月间，曹思建父子兄弟狠心不改，又胆敢盗伐后龙树木，争夺后龙山祖业，以致结讼公廷。幸得高祖若崇公、佐臣公、斗詹公代祖竭力叠讼三年，累告累诉。”

　　司法是家族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发生在清代赣南地区“挟恨削嗣事”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罗端晖、光佐倡修家谱想要章佐出钱三十千文主修，在遭到章佐拒绝后便挟恨报复，故意将章佐之子朝生剔除家谱。章佐询问，罗端晖等人的回答是，朝生为马氏与前夫所生，与本宗族无任何血缘关系，异姓不得入谱。章佐交涉无果。由于朝生名字未载入家谱，无法继承祖业，子孙也无法入谱。章佐便向衙门控告，经过县官审理，判令将家谱更正，将朝生名字载入家谱。家谱中记录的裁判文书写道：“罗端晖、光佐等并无实据，辄行削除嗣名，虽非讹诈，难免怀私。本应照刁诬惩办，但乡邻涉讼，动多株连，易滋大狱，亦非睦族安民者之所尚，着当堂薄责具结，开释刘拔众，讯无包讼情事，亦着具结存案可也。”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