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要不断提升市域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水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对于社会矛盾源头化解的诉源治理中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不断挖掘和借鉴其优秀传承的现代价值，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机制建设中，为实现“破茧成蝶”综合效应指明了方向。

　　诉源治理文化传承“两创”中特点和作用

　　诉源治理是为预防和解决纠纷、通过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矛盾纠纷的基层治理方法。2021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更多的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

　　诉源治理运行包含“源头预防为主，非诉化解挺前，关口把控关键”三个维度，其实践特征则体现在多元化调解主体齐抓共管、内外联动，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相互融合，努力实现“小纠纷不出社区（村），大纠纷不出街道（乡镇）”的治理效果上。

　　我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其中社会治理文化传承中，形式多样的地域特色和治理经验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源泉。由于诉源治理植根于基层，必然与地域文化传承相融合，地域治理优秀文化传承成为诉源治理“两创”之源。

　　诉源治理中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有以下特点：一是地域性。这种地域文化基因局限于所处地域环境社会人文和文化经济影响，带有地域特色的特征，成为传承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原因。二是内化性，即文化传承对包括诉源治理的社会治理影响不具有外在强制性特征，而是浸润性地内生、催动。它常常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来影响。三是稳定性。由于优秀文化传承从引导民众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塑入手，催生了内在社会秩序和非制度性规范，更大程度上依赖内生的非制度性规范约束民众言行，相比较外在强制性规范，更具有稳定和长久的特效。四是自治性。地域治理优秀文化传承目标就是通过文化浸润，让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自觉依德依习依规依法参与生产生活，使社会治理更多地从依靠政府（他律）向更多地依靠民众（自律）转化。

　　优秀文化传承创新性发展对诉源治理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价值观重塑效应。文化传承的主要功效在于价值理念和价值原则的传递和塑造。通过文化传承创造性转化中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原则重塑，影响并引导民众自治中追寻自律自觉，进一步激发民众谦和礼让、定分止争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使诉源治理更加有效地推动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规范社会行为效应。优秀文化的传承在重塑民众新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观基础上，能依托价值理念和原则内涵激发民众内生荣辱观，并以此为评判尺度不断矫治规范自身的行为，使自己逐渐形成文明理性、谦让守法的自觉和习惯。

　　稳定社会秩序效应。优秀文化的传承能激励民众养成谦和礼让、和合生息的秉性，在社会矛盾源头化解价值原则重塑和人们言行规范中，进一步促进非制度性的内在社会秩序起到调节人际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和效果。

　　引领社会发展效应。优秀文化传承所蕴含的礼义谦让、文明和谐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起着思想引领、精神支撑的作用，可进一步激发主流价值观引领并推动社会由德治向文明、和谐、法治发展。

　　优秀文化传承“两创”之探的“黄山经验”

　　在明清时期的徽州，无论是明时期的里老调处，抑或明末清初的乡约、保甲调处等，都体现出道德教化、说合劝谕、“官讼民调”联动效应的鲜明特色。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于诉源治理文化“两创”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优秀文化传承“两创”之探有助于推进政治引领的强基固本

　　古徽州“官讼民调”的“两造息讼”重点在“民调”，但官府对该案处理态度和意见“批令”在“民调”中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虽然“民调”具有一定自主能动性但“民调”功效发挥离不开官府的规范引导和支持。这就启示，在诉源治理多元化调解中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引领示范作用是关键所在。社会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黄山实践成效之一就是党组织政治引领的强基固本作用，这也是打造“五治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有效途径。

　　安徽省黟县碧阳镇郭门社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先锋模范作用，打造“党建+”治理模式，创建“五彩郭门”党建品牌，将党员服务融入基层治理中，用“红绿橙紫蓝”五种颜色构建了五个特色服务板块，以旗帜引领感召群众参与到矛盾化解诉源治理中。以“社区大党建、网格党小组”为载体，将辖区划分为十一个网格和四级矛盾排查风险防范，不定期开展网络微信讲座、在线调解、以案释法等活动，开展了道德普法讲堂16场次，参与的居民、党员达1000余人，法律咨询服务居民参与互动1500余人，与24家共建单位签订了平安建设协议，认领各类共建治理项目115个，2023年上半年诉前调处旅游营商等各类纠纷803起，形成了“无讼社区”郭门模式。

　　（二）优秀文化传承“两创”之探有助于提升“三治融合”联动成效

　　借鉴古徽州“寓治于防”优秀文化，安徽省黄山市在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乡村治理模式中不断深化和拓展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治融合”聚合作用。

　　启迪民众对传统的乡规民约“禁约”认同，做到“心防”。诉源治理的社会矛盾源头化解首先要在矛盾纠纷萌芽状态平息上下功夫，这就要求做好“预防”文章。古徽州各宗族族谱中均有教谕引导族人循规守矩“禁约”内容。在基层诉源治理中，不少乡规民约充分汲取为民众所认同的这些传统的族规家法“禁约”内容，对广大群众进行启迪教谕，弘扬礼让谦和的民俗乡风，以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歙县《潭渡孝里黄氏家训》规定：宗族子弟“不得谑浪败度，背手跷足，勾肩搭背，以陷入轻儇；不得信口歌唱，率意胡行，以致流为游手游食之人。……其棋枰、双陆、词曲、虫鸟之类，皆足以蛊心惑志，废事败家，一切皆当弃绝，不得收畜；至于俗乐戏术，诲淫长奢，不可令子弟观听肄习。有类此者，神而明之，均应痛戒也”。歙县郑村镇利用潭渡村黄宾虹故里黄氏宗谱这些“禁约戒律”制定了村民遵纪守约“十应十不许”以规范言行。

　　安徽省休宁县流口镇茗洲村从《茗洲吴氏家典》道德教化入手，将“明礼让以厚风俗”“讲法律以儆愚顽”伦理规序要求转化为村规民约，成为村民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促进了传统道德教化与村民自治有效结合。全市105个乡镇、745个村居、232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制定的745个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中都添加了古徽州崇德明礼道德教化内容，形成了一道“心防”屏障。

　　构建点面结合的网格化防御体系，不断提升乡贤等各类社团组织的自治功能，完善“行防”。目前，安徽省黄山市不少乡村“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等民间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成为徽州传统“三老”制、乡约制优秀文化传承借鉴及活用典范。村民在乡贤理事会的领导组织下，通过资源整合，以低成本、高效自治的方式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乡村振兴建设和矛盾源头化解治理工作。安徽省歙县有28个乡镇60多个村，均成立乡贤理事会，动员退休干部、村里威望高的村民协助调解邻里纠纷、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群防群治，在诉源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黄晓红、王伟：激活徽文化的“善治”能量，《安徽日报》2018年1月2日）

　　不断创新网络科技防御机制，在自治、法治联调联动中提升“智防”水平能力。不断提升诉源治理网格化的科技水平是“固防促治”的必由之路。黄山市借助网络技术，不断探索创新，搭建自治、法治融合联动科技平台，充分发挥网格化在线多元解纷集聚发散效应，实现了“一级聚合”网格化解纷向“二级发散”解纷流转转化。

　　“一级聚合”网格化解纷，就是将街道乡镇村居社区的网格化预防化解纠纷服务点站纳入科技信息范畴，通过采集预防调处大量信息数据分门别类地进行数据整合，定性定量分析各类矛盾纠纷的类型、成因及可调性和激化预判性，形成初级数据集合。“二级发散”解纷流转是指在分析判断大量信息数据基础上，将一级数据包中纠纷类型按照轻重缓急和非诉衔接需要进行排列分类重组，形成一般纠纷和重点纠纷、易激化程度以及非诉解决和需流转诉讼解决数据库，制定出精准防控方案和化解措施，实现了防转结合、调判并举。

　　一方面，通过社会化行业组织和村居社区网格化“多元调”服务站点资源整合，使网络防御、远程查询咨询、网上数据收集、研判和监督系统与公检法司、各景区、乡镇等职能部门网络数据平台链接而形成横向联调联动的集约效力；另一方面，大数据中心发挥全市各单位、乡镇街道和景区联调网格化服务平台联调联动发散效力，通过在线统一的科学调配派送和引导指引并通过公检法司分流传输系统，形成多元化民调资源与专业化司法服务资源联动互调，将大量纠纷化解落实在乡村、社区和景区基层点同时，将重点纠纷流转至精准化解或及时裁判，实现“在线防控多样化、分流管理智能化、‘点对点’联调自动化”效果。2021年至2022年上半年，黄山市线上智能服务人数就达到12万人次，法律咨询和解答达到8.6万人次，各行业民调组织分流对接、资源共享和咨询互访达到1.2万次，大量矛盾纠纷和信访事项被化解在萌芽阶段，2021年黄山市赴省访、进京访人次较2019年分别下降17.5%、73.9%。

　　（三）优秀文化传承“两创”之探有助德治“三力”不断提升

　　调解之基在于当事人理性的唤醒和息讼内在动力的激活。以道德礼义教化民众，唤起族人的道德自觉，稳定伦理规序的社会秩序，历来是徽州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倡导的治理理念。族谱族规文化传承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民众情感上有着强烈依附归属感和感染力，充分发挥徽州谦和礼让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力、感召力能潜移默化地感化和引导当事人息诉罢访，回归正常村居社区生活。

　　营造优秀传统和合文化宣讲氛围，增强“桑梓之情”凝聚力。徽州各族族谱开篇明宗“凡例”中均制定融汇朱子家礼家训治理思想，通过定期在宗祠开训、会社春祈秋祭等重大活动中宣讲，增强谕示宣讲效果，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效果。黄山市105个乡镇为营造宣传徽州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借鉴传统乡约文化制度建立乡贤名录制，书写乡贤传记，建设乡贤文化长廊、广场等，增强“爱我家乡、爱我乡贤”荣誉感和自豪感，广泛营造出德治的良好氛围，增强了民众的向心力凝聚力，形成互帮互助、谦和礼让的村风村貌。

　　丰富教谕文化宣教载体，增强其感召力。明嘉靖五年（1526年）二月一日，绩溪县知县周瑾立石碑于绩溪县瀛洲乡大坑口村尚书第门前，申明乡约，敦风化俗。碑文中倡导“劝善惩恶、兴礼恤患”的“厚风俗”“训童蒙”道德教化和礼仪规制。至今徽州各乡村仍存有大量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石碑石牌、族谱和楹联。这些以姓氏命名村落的族谱族规文化传承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民众情感上有着强烈依附归属感和感染力。为增强感召说服力，歙县建成乡贤馆13个，村史文化博物馆、文明教谕牌110多处，通过县志、村志、族谱、家谱等史料，挖掘搜集整理古今乡贤150人，将先祖廉洁为政、崇德明礼的格言警句和古徽州廉吏乡贤故事编辑成册向村民宣讲，教育乡亲崇德守信规行。歙县富堨镇、桂林镇还积极采用“户主会”“九如说理”“社屋讲堂”等多种形式开展主题文化宣讲教谕。休宁县樟源里村还借鉴古徽州“申明乡约，敦风化俗”碑文谕示形式，为334户村民精心设计并制作道德教化为内容的“家风家训牌”，以提升传统教谕文化“谕之以物、教之有谱、遵之有规”多样性教化效果。

　　教谕与文娱相融合，增强其感染力。明隆庆六年（1572年），为解决村里“迩来人繁约解，俗渐浇漓”的状况，祁门县西文堂陈氏订立族规《文堂乡约家法》并呈请祁门知县廖希元“请申禁约，严定规条，俾子姓有所凭依。”在文堂乡村广泛推广，结合乡民生活实际编成通俗易懂、广为传播的演绎体文字和诗歌。当下，地方戏曲等形式多样的村居社区文娱活动有助于传播主流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安徽省黟县利用地方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组织了一支由文化志愿者、文化协管员、非遗传承人等500余人的乡土文化人才队伍，社区村居自办文艺团体26个、民间文艺队伍60余支，创作徽剧小戏《三停杯》、音乐快板《新思想引领新时代》等作品，每年在社区村居围绕节日、节庆举办各类传统文化文娱活动300余场。受益群众达12.93万人次，达到了“山乡处处皆舞台”的效果。

　　（四）优秀文化传承“两创”之探不断推动“寓治于调”走深走实

　　诉源治理项目化成为市域治理提档升级“黄山实践”的有效方法。黄山市委、市政府和市委政法委挖掘和创新出人民调解的“退一步想”工作法，要求以“退一步想”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为”，并及时总结出定分止争的“亲情感召”“换位思考”“迂回调解”“冷静处置”等“六法”在全市推广。歙县三阳镇、定潭村和黟县宏村镇以此为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道德教化活动，促进诉源治理和诉前化解，做到“小纠纷不出里，大纠纷不出村”。屯溪区和徽州区借鉴“枫桥经验”创新出“协同化、规范化、项目化、示范化、理论化”五条路径加快推进“五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方式取得良好社会效应。2021年，安徽省黄山市诉前有效化解矛盾纠纷1.26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8.5%，实现了刑事案件发案少、矛盾纠纷少、安全事故少、违法乱纪少、越级上访少的“五少”目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始终位居安徽前列，成为安徽唯一三次捧得“长安杯”的城市。

　　借鉴古徽州层级化社会治理经验，将“寓治于调”落在实处。徽州人为了抑讼，古徽州官府与民间里老调解衔接中，形成了宗亲邻里调解后转入宗族里老调解，再不成则由文会精英“乡评”裁决进一步调解，最后报官诉讼解决的四层级分段调解模式，这种层叠式的联调聚合能够实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正如徽州贤士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所述“乡有争竞，始则鸣族”，先由乡保里老和宗亲调解纠纷。“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决，然后讼于官”。尤其是民调中，人们常常通过订立“封禁合约”来保护环境资源和村民的利益。当发生犯禁事件，且事态并不严重时，让犯禁者订立“甘服合约”来解决纠纷。当诉讼不可避免时，提起诉讼的当事者又通过订立“诉讼合约”，明确每人在诉讼中的责任，通过里老劝谕和调处来寻求和解、息讼止争。

　　古徽州这种层级化的解纷机制和形式多样的契约调和经验成为人民调解一线流程中“古为今用”的无价之宝。黄山市借鉴古徽州矛盾分层化解和社会治理网格划分经验，以区县乡镇为面，以村居社区为点，划分网格，分区分级因人施策，制定类型化个性化相区分矛盾纠纷防化策略，将解纷传统模式与现代科学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精准治理到位，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成效。2021年黄山市232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的1100余个“作退一步想”工作室、调解室充分发挥和整合大联调不同主体功能作用，实现各治理要素深度融合，诉前案外调处纠纷1.6万起，无一件上访和诉讼，做到了“案结事了”，实现了市委、市政府和市委政法委打造“作退一步想”品牌时所愿，借助“作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推动干部“作进一步为”。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