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长，原告如期收到了拖欠的工程款，补做的工程也将进场施工。”前不久，一起工程合同纠纷案的原告代理人给我发来消息。

　　2022年9月，原告徐某起诉要求被告刘某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开庭当天，刘某提交了几张照片，指出徐某施工时未按约浇筑地下混凝土防水层，梅雨季节一来地下车库就被水淹了，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的日常出行。刘某据此提起反诉，要求徐某补做并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

　　本案建设工程虽已竣工验收，但就刘某提交的证据来看，又确实能证明徐某存在未按约施工的问题。考虑到梅雨季节即将来临，为尽快化解矛盾，将双方当事人及小区居民的损失降到最小，我们组织了调解。调解当天，双方在工程造价等方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刘某遂申请鉴定。鉴定意见书出具后，刘某又变更诉请为要求徐某补做未完成的地下混凝土防水层。再次调解时，双方又对如何补做防水层争执不下。

　　案件的基本事实双方没有异议，又有鉴定报告的情况下，如果以判决的方式结案，双方也不会有争议。但考虑到被告的反诉请求涉及行为执行，而原告又有不愿意施工补做的意思表示，如果一判了之，该案后续的执行工作并不会顺利，被告特别是小区居民的合法权益也难获及时保障。

　　要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只有原告自动履行。后来，经过线上十余次的沟通以及线下长达5小时的调解后，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调解协议。

　　“原告能在调解协议中承诺补做，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拒绝履行的问题，这个案子的确只有调解才是最优解。”调解协议签订后，被告代理人这样说道。

　　法官的价值是什么？这是我成为法官以来一直在思索的问题，而这次调解给了我答案。案件的审理会随着裁判结果的出炉而结束，但裁判结果有时并不等于权利的实现。只有通过最适宜的方式妥善化解纠纷，使当事人既感受到司法的力度，又感受到司法的温度，才是我们所努力追求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