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越权插手一起经济案件，被法院判决赔偿500余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后，天津公安局塘沽分局将自己推向了尴尬的处境：赔偿，意味着承认错误；不赔偿，执法对象“咬”住不放。此后，双方开始了10多年的马拉松式的较量　　

　　6月2日，（湖南）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收到了天津公安局塘沽分局付出的458万元执行款。一起引起全国关注、针对政法机关这个特殊主体的最大的国家赔偿案，在判决12年后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这起案件的特殊性在于：法院面对的执行对象是同为政法系统的异地公安部门，执行的金额巨大，时空跨度大，天津、株洲两地的涉案、办案领导与当事人都已几经变换。当年被天津公安部门关押的45岁的中年女子黄友元已年逾花甲。

　　黄友元原系株洲县棉纺厂工人，后来下海做煤炭生意，承包了天津一家煤炭发运站，进煤、出煤，从中赚取差价。1989年4月，她与广州钢铁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提供原煤，双方因煤炭发热量标准发生纠纷。1990年6月18日，几个陌生人以谈生意为名，将她叫出宾馆，推进一辆面包车。第二天，天津公安发出收容审查通知书，以“涉嫌倒把”罪将黄友元关进了看守所。天津公安局塘沽分局以代为处理债务等名义，将黄友元存放在港务局的3万多吨煤炭，批给包括广钢在内的11家单位或个人。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构成犯罪”为由，撤销取保候审，解除了对黄友元长达54个月的人身限制。

　　1995年3月22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黄友元提起的行政诉讼案。法院审理认为，塘沽公安分局违法行使职权，并于第二年3月7日作出判决：责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到期不能追回的，则按照每吨169元进价，赔偿黄友元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

　　天津塘沽公安分局选择了消极对抗，既不出庭应诉，判决生效后又拒绝执行。株洲中院曾多次派人赴天津塘沽，均无功而返。

　　黄友元反复向上级反映情况。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此案的实质是公安机关越权插手经济纠纷，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应予以执行。

　　历经12年，塘沽公安分局终于承认办案中存在诸多失误，为当年的行政侵权负责。在株洲中级法院的主持下，该局表现积极，与黄友元进行了友好协商，达成和解协议，自愿支付458万元，从而结清此案所有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