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一个本该为零的数字
2014-03-11 14:43:51 | 来源:中国青年报
  张辉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里。甚至,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念到他的名字时,相隔千里、人在安徽农村老家的他,都没想去关注这个报告。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讲到坚决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时,称“各级法院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并专门提及“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这一案件的主角之一正是张辉。

  2003年,长途货运司机张辉和张高平受人之托,搭载一个女孩儿去杭州。第二天,女孩被发现遭人强奸杀害,叔侄二人随后被判刑入狱。两年后,该案真凶落网。又过8年,2013年3月26日,他们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当庭释放。这起冤案掀起了大规模讨论——冤假错案何时了?

  听到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里摘读的报告内容,张辉注意到了“825”这个数字,他问,“825人啊,原来我们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825,这个三位数数字的背后,意味着825个鲜活的个体,乃至825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一个本该为零的数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100-1=0”的那样。

  提及“冤假错案”,张立勇总爱讲一个故事:二战初期,美军降落伞合格率为99.9%,每1000个就有一个出事,军方要求必须达到100%,于是要求以后质检从每批降落伞中随机挑出一个,首先让厂商负责人亲自从飞机上跳下。此后,降落伞不合格率很快降为零。

  这个故事有两个启示:一是降落伞0.1%的不合格率看似很低,却意味着一个伞兵可能为之付出生命;二是降落伞的合格率并非不能达到100%,关键是要把生产商的生命和降落伞的质量紧密联系到一起。

  法官办案也是同理。张立勇说,任何一宗错案对于当事人,都是灭顶之灾。比如赵作海案,其本人被错误羁押11年,而家里,老婆跟人跑了,三个孩子没有人照顾,有的成了“文盲”,“真正是家破人亡、祸及三代。”他说。

  然而,让这个数字为零的前提是,先把当前积压的冤假错案都尽快纠错。

  事实上,从张辉开始,浙江五青年劫杀出租车司机案、河南李怀亮案、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安徽于英生案等逐渐得到了纠正。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看来,张氏叔侄案就像一个标杆,为后来一系列的知错就改,树立了一个责任与勇气的样本。

  “迈出这一步,难度可想而知。”朱征夫说,“核心难点可能并不在于事实不清或证据问题,而在于它将意味着,比如,很多人会丢掉饭碗。”

  肩负“纠错”张氏叔侄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刚开始就有些“担心”——“纠错后,社会上会不会给我们压力?”“我们(在浙江人大报告时)的票数会不会低一点?”

  纠了错。结果,浙江省两会期间的一大新闻就是,该省人大投给浙江省高院工作报告的票数,非但没有低,相比去年还高出5个百分点。齐奇告诉本报记者,省人大的反应契合了他最初的想法——“必须要纠正,这是职业道德的良知,是我们的底线,应该义无反顾”。

  张立勇考虑得更为长远,他说,“对于已发生的错案,不能只是出现一起纠正一起,‘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就像军方对降落伞厂商那样,2012年,河南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明确规定,对办错案的法官,不论调整到哪个工作岗位,不论在职还是离岗,只要认定为错案,都要问责到底。张立勇说,这就是“紧箍”,坚守防范冤假错案的法律底线,“红线不可逾越,禁区不能突破”。

  周强今天在报告中讲:“从错案中深刻汲取教训,强化证据审查,发挥庭审功能,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

  记者问张辉,“怎么评价自己被写在高法的报告上?”

  “明年还是不要再出现了。”他答道。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责任编辑:周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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