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职称评价应摒弃从前“一刀切”的方式，提出不唯资历、不唯学历、不唯论文。然而，记者近日暗访发现，在久被诟病的“论文经济”视野之外，部分高校教师为评职称争相买图书专著“挂名”的风气逐渐兴盛。围绕着图书专著的“挂名”，从内容代写、主编挂名，到代购代销，形成一条灰色利益链。（1月2日《北京青年报》）

　　为评职称“花钱代购”发表论文或者攒专著，早成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达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催生了“论文经济”的繁荣。由此带来的弊端在于，一是吹大了论文的泡沫。爱思唯尔发布的《灾害科学全球展望报告》提到，在过去5年（2012年到2016年），全球灾害科学领域共发表论文27000多篇，其中近四分之一来自中国，所占比例最大，发表论文数量全球第一，但是中国在该领域的论文引用影响力尚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二是大量的学术造假导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道德危机，并出现了“鸳鸯刊”等弄虚作假现象。

　　职称改革“三不唯”原则，不失为对既有问题的正面回应，也是以改革除顽疾的对症下药。不过路径一旦形成，就有强大的惯性与冲力，很难真正摆脱既有的路径依赖。买图书专著“挂名”的做法，有没有著作者的授权，没有挂名者的参与和付出，从本质上讲属“学术造假”，是一种极端不道德的行为。至于商家打擦边球的做法，是否构成非法经营则另当别论。不过，“挂名”风气逐渐兴盛的造假行为，职称改革并不是唯一的出路，简单来说，职称评定的“论文要求”并无原罪。

　　论文作为学术成果最直观的表现载体，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用论文去评定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国外，职称评定中也有一定的论文指标要求，作为对被评定者综合水平的考量。相比于国内，学术造假的现象之所以相对较轻，根本原因并非利益诱发机制出现了问题，而在于惩戒和约束体系发挥了强大的限制功能，简单来说就是造假的道德成本太高，触发了个体的道德耻感并让其望而生畏。

　　在对待学术造假上，简单的个例处理就可以看出国内外的差异。比如2014年，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张世友涉嫌抄袭论文10篇，学校作出了解除张世友教授岗位的聘任，撤销其校内所有学术职务和学术称号并调离教学工作岗位的处理；而同年，日本“学术女神”小保方晴子论文造假案曝光后，除了她本人被开除并退还研究经费、人工费以及验证实验的费用，她的导师笹井芳树也不堪忍受舆论压力自杀身亡。

　　调查发现，“辞去行政职务”或者“暂停招生资格”是国内高校处理学术造假的通行做法，比如重庆大学教授刘洪彪论文剽窃，最终的处理意见是作出深刻检讨并被免去相应的行政职务，复旦大学对三起学术论文抄袭的处理也采取了相似的手法，而在美国等国家，造假者将会被开除并被纳入“黑名单”，面临长期禁止从事教师业务甚至终身禁教的风险。

　　公开售卖“主编席位”搅混了道德清水，对此不能迁就纵容，对始作俑者也不能轻易放过，棒子高举而轻轻放下。乱象用重典。对于泛滥成灾的论文抄袭、剽窃等造假行为，加大道德的惩戒力度显得尤为必要，利益天平失衡则无以起到反向抑制的效果。对于学术造假的不道德行为，可以效仿国外的经验，采取零容忍的原则，对造假者直接开除并纳入黑名单，同时发挥诚信体系的惩罚作用，使之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再辅以舆论谴责与经济惩戒性赔偿，才能真正触及人心的道德耻感，达到“不敢、不愿、不能”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