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受贿案中，韩的妹妹、两个儿子和儿媳都下了水，惟一清白的是她的丈夫陈昔平（化名）。说来可怜，陈昔平在家中虽然有丈夫、姐夫和父亲的名义，却没有丈夫、姐夫和父亲的地位与尊严，他的“家庭反腐”行为受到了全家人的共同抵制，处于“光荣孤立”的状态。最经典的要算他的妻妹抢白他的一句话：“我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和我姐收钱，你管得着吗？”（10月11日《华商晨报》）。

　　看了这一幕，我忽发奇想：假如在韩家陷入的孤立的是韩桂芝而不是这位“反腐丈夫”，那韩桂芝还会走这么远吗？也许我们仍然不能绝对地回答“不会”，但可以肯定的是：韩家内部弥漫着的那种腐败是有益的、是让人感到骄傲和兴奋的事情的气氛，无疑加速了韩桂芝的堕落——这就是文化的作用。

　　文化的作用听上去很抽象，但实际上也很简单，它无非是要解决一个价值观也就是善恶美丑的标准的问题。比方说如果在韩家，人人都认为腐败是可耻的行为，那韩桂芝就一定会有所收敛；但韩家恰恰相反，是人人都认为“反腐丈夫”“有病”，结果韩桂芝的行为也就愈发肆无忌惮了。

　　文化对腐败的抑制或者纵容作用不可小看。目前腐败之所以大面积泛滥，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腐败在社会中被视为“正常”。正像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形成了一种“腐败民俗学”，它“容易使人们认为，掌握权力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家庭的利益或他觉得应当忠于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并且人们对腐败的愤恨“会基本上变成对于有机会通过不光彩手段营私之徒的羡慕”。换言之，人们痛恨腐败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而一旦大权在握，也会毫不内疚地大肆腐败。腐败如果成为一种“人人习以为常的文化”，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里反腐败，怎么可能不会越反越腐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反腐败要取得成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廉政文化的建设。这就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树立一种反腐倡廉的公民文化，纠正“笑贫不笑贪”的扭曲现象。香港在1970年代的“廉政风暴”中，除了惩治腐败行为，还注重开展“价值革命”，提高公众对腐败的认识。可以预期的是，如果反腐文化成了主流文化甚至家庭文化，则像韩桂芝这样的腐败分子就会承担强大的心理压力，就会觉得自己与社会和家庭格格不入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如鱼得水，韩的“反腐丈夫”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劝阻韩桂芝时“口将言而嗫嚅”，而是理直气壮——这样一来，文化的对腐败抑制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反腐和制度反腐是并行不悖的。制度对人的行为调节主要是外在的、硬性的调节；文化则强调心理认同，强调人的自主意识和主动性，也就是通过启发人的自觉意识达到自控和自律。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在制度建设做了很多努力，但正像在韩桂芝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许多人在文化上是认同腐败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制度的作用。（原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