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孝文本纪》及《扁扁鹊仓公列传》，均记载了“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淳于缇萦的父亲淳于夏系著名医学家，西汉时期任齐太仓令。因为人所告而下狱，有罪当刑。淳于公无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其幼女缇萦非常悲痛，于是就上书汉文帝，请自作官婢以救父。

　　汉文帝看到缇萦救父的书之后，“悲怜其意”，于是下诏，将原来的部分肉刑改为了笞、罚作劳役的处罚。汉文帝的“废肉刑”除了同情、悲怜缇萦之外，还有着更深的历史原因。

　　我国的刑罚产生于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当时，为了残酷镇压奴隶的反抗，以极端残酷的肉刑——“五刑”作为基本的刑罚制度（五刑是：墨，也作黥，刺面或额，染上黑色作为标记；劓，割掉鼻子；剕，砍掉脚；宫，割掉生殖器；大劈，五刑中最重的一种，执行的方式很多，有的极其残酷，如枭首、腰斩、剖腹等）。这种制度基本上在商、周两朝得到了保留。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仍然基本上采取了“五刑”制度；“汉承秦制”，汉初，也沿用秦及以前的制度。

　　旧“五刑”制度源于中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肉刑的残酷性带有明显的人类文明初期野蛮的烙印。秦国自商鞅变法，受“刑期于无刑”法家思想的影响（即制定严厉的刑法、使得人们惧于受到制裁而不敢触犯法律，因刑法的严厉而不用刑法），刑法的特点是“严刑酷法”。

　　由于秦代连年战争以及秦始皇的横征暴敛形成的“苛政”，使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严刑酷法”并没有达到使得百姓恐惧的目的；相反地，由于百姓几乎无法生存下去了，已经到了如同老子所说的“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地步，严刑酷法反而成为了将良民逼迫为刁民、暴民的工具。比如，由于规定了谪戍误期应当处斩，从而使得陈胜、吴广因大雨导致道路不通而不能按期抵达谪戍之地，只好挺身走险、揭竿而起。同时，严刑酷法又导致了身为戍卒的陈胜一发难，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汉朝建立之初，鉴于秦王朝亡于苛政、严刑酷法的教训，开始接受道家的“无为”思想，减轻百姓的赋税，让人们休养生息；在立法思想上，确立了“约法省刑”的思想。至汉文帝时，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社会犯罪率很低，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仅仅有几百件重大刑事案件，“几至刑措（虽有刑法，却搁置不用）”。

　　由于汉文帝时期刑法对于调节社会秩序的作用相对淡化，对刑罚制度中残酷肉刑进行反思与修改的时机，已经成熟。同时，文、景时代，“以孝治天下”是当时统治思想基础之一，因此，为了表彰缇萦甘愿为官婢而救父的“孝道”，从而强调“孝道”在维护封建宗法秩序中的作用，汉文帝以此为契机，进行了废除肉刑的刑制改革。

　　缇萦上书救父导致自汉文帝开始的“废肉刑”，仅仅是中国古代刑制改革的开始。经历了几个朝代之后，至隋、唐逐步形成了“新五刑”（笞，用对犯人的腿、臂部，含有耻辱与教育刑结合的含义；杖，用竹杖击打犯人的背、腿、臂部；徒，让犯人戴枷或束钳，剥夺其自由，强制服劳役；流，押送到边远地区，并强制其戴枷或束钳服苦役；死，法定刑为绞、斩刑）。

　　新“五刑”较旧“五刑”在文明程度上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对于中国由野蛮社会逐步过渡到相对的文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缇萦上书引发的长达数百年的刑制改革，在我国刑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系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不泛一些象缇萦上书这样有趣的、充满戏剧色彩的“事件”。

　　一般地说，社会文明每进一步，都有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人们对于某种事物观念上的逐渐转变和更新，某种观念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些复杂社会因素的产生，需要一个长期的、漫长的积累过程，导致社会进步的因素成熟之后，却是通过一个个“事件”来完成的。但是，在平静的、大家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中，“发现”和把握其中内在的、能够引发社会发展进步的各种因素，却需要超常的智慧和胆识；并且，只有那些洞察社会环境并进行思考的人，具有对既有制度进行改造的胆识和魄力，才能够抓住、并且发挥出具体的“事件”在带动社会文明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司法活动已不仅仅是简单地处理各种案件，同时，通过个案的审理，还能够为各社会主体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同时，随着法官员额化司法改革的逐渐深入，法官个人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越来越为重要。因此，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法官只有具备超常的智慧和和胆识，在平静的、大家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之中，发现和把握其中内在的、能够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各种因素，通过个案的审理——即通过处理一个个的“法律事件”，为我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