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5天的停放之后，湖北京山县自杀民警潘余均的遗体于前天火化后下葬，“送葬车队由28辆车组成，一辆警车开道，据称是京山县规格最高的葬礼”。

　　此前，潘余均的家人拒绝火化潘的遗体，理由是潘的死因没有搞清楚。留下遗体，如果是为了通过解剖等司法检验过程弄清死因，这个理由或许可以成立。但是，从报道看，潘的家属和当地有关部门似乎没有或要打算做这个工作，潘的家人坚持留下遗体，显然是想借此给有关部门增加压力，督促他们尽快给个“说法”。

　　按说，如果不是为了从遗体上直接得到死因，如果潘的家属相信即使没有遗体也仍然可以得到“说法”，那么就没有必要再长期保留遗体。但是，拒绝火化遗体，类似于旧时代民间常见的“抬棺游街”，这种不理性的行动，却容易成为一种有效的示威手段。采用这种行为，正是因为对法律的信心不足，希望利用民间的同情心形成的舆论压力，迫使问题在法律之外得到从速解决。

　　潘的家人拒绝火化潘的遗体，尽管是出于增加压力的目的，但这也是他们的自由，不应该得到“强制火化”的命令。潘余均自杀事件一经曝光，已被公众所关注，与留不留遗体关系不大；再说，遗体多停留几天，或许对将来调查潘的死因有帮助，何必急急火化？

　　我们理解，当地有关部门这样做是为了“息事宁人”。不仅仅是强令火化，在当天潘余均的葬礼上，还有一些特别的现象：群车送葬，警车开道，治丧委称潘“是为公安工作奋斗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潘的骨灰下葬于一处公墓，墓位价值28800元，“是此处最高规格的墓位，费用由京山县公安局支付”。

　　我们不知道当地有关部门和潘的家人进行了怎样的谈判，但有关部门这样的举动，还是让人心生疑团：在潘的死因不明、案件结果未知的情况下，对潘的“善后”何须这么匆忙？据佘祥林说，潘余均当初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程度是“中等偏上”，那么，假若———只是假若———有一天，调查结论证明潘余均真的犯有刑讯逼供罪（尽管他在其中并非主犯），当地有关部门已经采取的如上“善后”手段该怎样向公众解释？那些买墓位的公款，又如何向纳税人交代？”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随口而出的吗？

　　当然，人既已死，按规定不再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并不意味着不再调查此事。潘余均虽然死亡，但对佘祥林冤案的来龙去脉的调查并不能终止，一方面，潘本人在其中到底有没有违法的地方，需要一个说法；此外，是否有别的人搞了刑讯逼供，更需要弄清楚。所以，潘的遗体的火化看起来是“息事宁人”了，其实远未到那一天，有关部门急匆匆火化潘的遗体，反而可能使公众产生“其中是否真有隐情”的合理怀疑。

　　由于种种原因，潘的家人或许对法律的信心不足，所以才拒绝火化潘的遗体，但作为当地政府部门，处理案件也没有循着法治的道路，倒是让人感叹和不解的。

　　一个公民在和公权力发生联系后非正常死亡，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事件，解决的途径应该是：透明和依法———不必急着处理潘的遗体，而是实事求是地加快对案件的调查，如果不涉及秘密，甚至可以让潘的家属代表或者其代理律师参与调查，让他们了解案件调查的进展情况，化解他们心中的疑问，增加他们对法律的信心。也许当地有关部门想尽快息事宁人脱离公众的监督，但是想让公众移开目光，惟一的办法就是事件能得到圆满的解决；而圆满解决这个案件，只能依法办事，任何想跨越法律平息事端的想法都可能适得其反，法律之外的任何举动都可能使事件背离解决的方向。（原载：《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