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周便到除夕，年味越发浓烈起来。长途车站里随处都是农民工的身影，塞得鼓鼓的蛇皮口袋，放得满满的桶儿包儿，年轻不大的孩子被父母或抱着或背着，眼神直勾勾地，一律盯着车来的方向。

　　登上回家的客车，人还不算拥挤。回家的次数多了，车上的乘客多多少少都有些印象——大多是在垫江上班的人们。不同的，今天的这班车多了些民工朋友的面孔。他们是父辈的民工，7人一行，有着特有的标志——健谈，讲话声音极大，电话铃声在五米开外也能听见。因为一年的辛苦打拼，他们大概都小有积蓄，脸上尽是满足祥和。但他们同样小心翼翼，和我邻座的大伯满身尘土，落座后特地与我保持了一段距离。

　　闭目养神，想起父亲的教诲，要尊重贫困自立的朋友，因为在极端的条件下，他们的生存能力远远超过自己。

　　“检票了！”正想着，售票员上车了。还有5分钟车就要开动，想到回家，繁重的工作可以暂时抛到脑后，心情是愉悦的。

　　“你的票呢？”售票员突然停下，对着我身边的大伯说道。

　　“我没票。”大伯说。

　　“那你有钱吗？我们可以车上买。”售票员又问。

　　“我没钱。” 大伯答。

　　提高了分贝，售票员问到“那你上车干啥子？下去！下去！”作势便要撵他下车。

　　大伯情绪激动起来，“我要回去，我家里人给你们打了电话的，喊我上车就是。”

　　 听到有人打了招呼，售票员追问大伯家人给谁带话，承诺人是谁。

　　 说不出名字，售票员扯了扯大伯的衣角，让他下车。

　　“我给你们调度室说了的，你去问嘛。”大伯斩钉截铁地答道。

　　售票员同他一起前往调度室。尽管发车时间已过，但车上始终很安静，没有一位乘客催促。

　　隔了2分钟，售票员回来了，边上车边诉苦，“倒霉！原来是个神经病……听说年轻的时候出去打工，老婆跟人跑了……后来越过越穷，人也莽了……”

　　原来如此。

　　突然想起一句歌词“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唱的虽然是在外务工的民工朋友，但我却固执地认为，在那位神志不清的大伯心中，无论时光几经更迭，“节日、亲人、团圆”这寥寥数字都会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年复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