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兴于多欲，多欲则多求，往往相凌相夺，而至于不可禁。讼繁于多欺，多欺则多奸，往往相诈相虞，而至于不可测。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

　　词讼繁多，大抵皆因民俗日薄，人心不古，惟己是利，见利则竟。以行诈得利者为豪雄，而不知欺心之害；以健讼得胜为壮士，而不顾终讼之凶。而又伦理不惇，弟不逊兄，侄不逊叔，小有蒂芥，不相能事，则执为终身之憾，而媒蘖讦告不止，不知讲信修睦，不能推己及人，此讼之所以日繁而莫可止也。明朝大清官海瑞的这一席言论，在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中很具有代表性。

　　顺理成章，社会治理的重心就落在“道德教化”之上。通过道德的表率和教化，使“政宁道济，俗美化淳”，人人都知道仁爱礼让、向道慕义，达到“法虽立而不犯，刑虽设而不用”的境界。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因此古人主张“富而后教”，先让老百姓生活宽裕，然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引导老百姓走上君子之途。一个社会的治安稳定必须依靠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相反，一个社会如果流动谋生的贫困人口多，违法犯罪率必然高，这是不言而喻的。儒家的这一思想即使放在现代社会也具有普遍价值。

　　同时，主张“为政以德”、“正人者先自正”，强调官员的道德表率作用。“清明在躬，群黎遍德”，德政就是要官员自己走在前面，带动众人、带动社会。一个好的官员必须德才兼备，社会风气良善一定是管理者所为良善，一个无德或道德败坏的干部，即使在现代的法治社会也会造成严重危害。当前倾向于靠繁缛的制度和严密的管理来解决一切问题，而无视养成人的道德自觉和自由意志的意义，对此，“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可提供更直接的借鉴。

　　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将词讼繁多的主因归结为民俗人心道德之下滑以及官府教化之不力，其弊端也日益显现。

　　封建社会，诉讼发生率是国家考核地方官政绩特别是“德政教化”能力的重要指标。无论是追求“无讼”之美名，美化政绩，还是权衡奖惩之利害，官府不得不人为地去压讼、抑讼乃至禁讼。其结果往往是贫弱百姓控诉无门，而强暴者却恣意横行，法不能惩。

　　“讼”的前提是“争”，而无“争”自然也就无“讼”。但是，地方官府将“争”之民贬斥为“刁民”、“愚民”、麻烦制造者和不可教化者，民之纷争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只好谋求私力救济，“有所争，皆聚党持兵而劫之”，结果往往引发更大的矛盾。这样的恶性循环就很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即所谓“怨愤之气，拗而为斗杀，激而为盗贼，郁而为灾沴”。

　　作者单位：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