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循吏者，属“奉职循理，何必威严”之官吏。循吏能“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穷苦为之悲，故人敬而悦之，爱而亲之”。可见，奉公守法、断狱平恕、亲民爱民之官吏即为循吏。司法活动关乎一个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循吏在司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勤奋笃学、亲民恤民、清廉刚正、严谨敬业、奉法循理、持法平恕，甚至以死殉法的精神和突出的人格魅力，十分值得当今司法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奉法循理、仁恕断狱的司法理念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循吏，不但自己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法律，而且多能严格依法办事，并力图使百姓心悦诚服地接受法律。早在秦代就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理念。西汉循吏将法律奉为办事的准则，在执法过程中严格依法秉公办案不受其他外界因素的干扰。《汉书·张释之传》记载了循吏张释之任廷尉时的一则故事：

　　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释之奏曰：“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固不败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其后，人有盗高庙座前玉环，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按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今盗宗庙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长陵一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

　　古代循吏在其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坚持执法严明，秉公而断，另一方面又秉持适中尚宽，仁恕断狱。汉武帝用严刑峻法治理臣民，官吏们也争相效仿，而循吏黄霸为人精明聪敏，熟悉文法，性格温良有智谋，善于领导，议处合法，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且黄霸裁决了多起疑难案件。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宣帝下诏称扬他治理颍川的业绩：百姓向化，孝者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黄霸被称为“贤人君子”。《汉书》这样评价黄霸：“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

　　严肃果敢、以死殉法的献身精神

　　历代循吏奉公守法、严格执法、公平断狱，他们处事严肃、果敢，甚至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史记·循吏列》载：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如果说李离的以身殉法，并非是与皇帝的直接冲突所致，那么一些敢于冒死犯上、忠于法律的司法官更是难能可贵，值得钦敬。唐代循吏李素立，在唐高祖武德年间任监察史时，时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杀之，素立谏曰：“三尺之法，与天下共之，法一动摇，则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遐荒尚阻，奈何辇毂之下，便弃刑书？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从之。

　　一个官仅七品的司法官竟敢如此谏阻和批评皇帝，真有依律不依言，敢触犯龙颜的大无畏精神，本属不易了。更使后人钦佩的是，李素立对高祖谏阻批评后，还敢抗命以行：“臣忝法司，不敢奉旨。”李素立冒着生命危险，抗旨护法，真正从一个侧面映现出古代循吏的处事风格和优良品质。

　　在历史上最能体现这种处事风格的代表人物，还数唐代著名循吏戴胄。戴胄任大理寺少卿时，唐太宗对官吏柳雄仿造门荫一事非常恼怒，下令处以死刑，并令大理寺直接承办此案。但戴胄却“按法判处柳雄徒刑”，并对太宗解释说：“此案既已由司法机关处理，不至死罪不能处以死刑。”唐太宗极为不满，又另派人去行刑，戴胄竟冒死劝阻，并且接连几次阻止行刑，最后还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唐太宗只好宣布赦免柳雄死罪。

　　搏豪惩恶、理冤清积的胆识和勇气

　　中国古代法律于官民有别，法律是官吏特权的护身符，故长期以来有“刑不上大夫”之谓。但“刑不避大夫”的司法官也大有人在，他们是敢于秉公执法、搏击豪强、惩治恶吏的执法者。

　　东汉初年京都洛阳令董宣，知识渊博，刚正不阿，为官廉洁，秉公执法，不畏权势，是远近闻名的“强项令”（形容人刚正不阿。编者注）。《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了董宣的一则故事：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棰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父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从此洛阳境内皇亲贵族豪强不敢横行不法。

　　执法不允，断案不公，冤滞众多，对百姓和社会伤害极大。循吏们常常以解民于倒悬的紧迫感，把清积案、理冤狱作为首要工作来抓。元顺帝至正时，林兴祖任铅山知州。当地豪民吴友文因造伪币暴富，怕百姓揭发，“乃分遣恶少四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夺人妻女十一人为妾。”百姓惧其淫威，“衔冤不敢诉者十余年”。林兴祖一到任，就将此列为大案要案来抓。他愤怒地说：“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当即张榜悬赏，募民首告，于是“狱立具”，吴友文及其党羽200余人，皆被依法处置，“民害既去，政声藉甚。”

　　较之清积案、除豪恶，平冤狱对于被深压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而言，显得尤为迫急，循吏们于此尤为着力。《宋史·张逸传》记载：北宋仁宗年间，张逸知益州。华阳驺长杀人，诬道旁行者，县吏受财，狱既具，乃使杀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气不直，岂守者杀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诛之，蜀人以为神。在封建制度下，地方不少冤假错案，是由上面造成，要依王法和公理平之，必然要担极大风险，循吏们一身浩然正气，即使“忤上”也无丝毫畏惧。清雍正时，李渭任岳州知府，囚“忤大吏”被贬官。后任嘉定知府，“复以争冤狱忤上官”。李渭屡折不挠：“吾官可弃，杀人媚人不为也！”

　　循吏们“奉职循理”，一丝不苟，在职时兢兢业业，离任之际犹坚持不懈。清光绪时，陈豪任汉川知县，因病重乞休，将去任，有一个案子尚未及判理，“虑贻后累，舁胡床至厅事判定，两造感泣听命”。后署随州，离任时，听说接任者好杀人，遂“竭数昼夜之力，凡狱情可塬者，悉与判决免死”。东魏时，苏琼任权臣高澄的刑狱参军。并州发生—起盗案，被怀疑的“贼人”经拷问已经认罪，唯独找不到被盗赃物。高澄命苏琼复审，终于抓到真贼十余人及所盗之物，原判所谓“贼人”，乃是被冤者。高澄笑着对这些受冤的人说“尔辈若不遇我好参军，几致枉死！”的确，在法制尚不健全、赃官昏官遍地的时代，倘若没有这些可敬的循吏，真不知还要再添多少冤魂。

　　情理系狱、导德齐礼的思想境界

　　在伦理厚积、道德至上的中国古代宗法社会里，虽然有公布成文法的传统，也有“诸断罪皆须引律、令、格、式的正文”的法律规定，甚至还有“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的进步主张。但循吏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又追求一种情法相融、导德齐礼、弦歌而治的理想境界，他们理讼常常偏重于教育、引导和感化。

　　孔子就曾极力宣扬“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有耻以刑，民免而无耻；德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主张。他的行为真可谓“万世师表”，长久地影响着后世司法官的法制意识和司法行为。《旧唐书·列传》记载：唐贞观中，贾敦实历任饶阳令、洛州长史，“政化清静，老幼怀之”“甚有惠政”。时洛阳令杨德干好杖杀人，“以立威名”。贾敦实开导杨德干：“政在养人，义须存抚，伤生过多，虽能亦不足贵也。”杨德干遂为之稍减。元代循吏周自强，为人“性度宽厚”，理讼“不为刻深”，一般诉讼，通常不动用刑责，对有错有罪者，“必取经典中语反复开譬之，令其诵读讲解。若能悔悟首实，则原其罪，若迷谬怙恶不悛，然后绳之以法不少贷”。结果是“民畏且爱，狱讼顿息”。

　　司法和教化，是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的两翼。解决社会矛盾，处理人际纷争，两者缺—不可，既相辅相成，又各具所长。一般的民间纠纷，特别是亲人间的小摩擦，若通过诉讼，往往会适得其反，于是循吏们通过教育和感化息讼。《旧唐书·列传》记载：唐玄宗开元中，韦景骏任贵乡令。县人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呜咽，仍取《孝经》付令习读之。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遂称慈孝。民间有不少诉讼，起因并非大怨，多由一时感情冲动难抑所致。对于这类诉讼案，循吏们的经验是：让时间平息矛盾。明宣宗宣德年间，赵豫被朝廷特选为松江知府。松江人民好讼。豫深以为患，凡来诉讼者，他以好言开导，告诉他“明日来”，于是有“松江太守明日来”的佳话。过了一夜，起诉者怒气渐消，或被劝阻，不再来起诉了。赵豫除政绩斐然外，且平易近人。循吏理讼下，人们向往的“路不拾遗”那种“至治化境”，的确曾经一现。

　　在两千年的封建官僚群体中循吏可谓沧海一粟，然而他们却是传统中国封建政治理想的追寻者、担当者和践行者，在他们的治理下，百姓冤狱得以平反，诉讼得以平息，百姓安居，政治清明。当然，循吏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对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品格和精神却贯通古今，我们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下。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