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说，一部文明史就是人类与疾疫即各类传染病斗争的历史，中国历史亦不例外。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的唐朝289年历史中，至少发生过49次不同范围的疾疫，平均5.9年一次。但这些疾疫的发生，并没有阻挡唐朝走向盛世的步伐。唐朝在应对疾疫问题上之所以取得不俗战绩，与依法治疫密不可分。

　　完善医疗机构

　　《唐律疏议》《唐六典》等综合法典中有大量涉及医疗问题的条文，玄宗开元年间更是制定了专门的医疗管理法规《医疾令》，以加强疾疫的预防和控制。

　　唐朝中央和地方都设有专门的医疗机构。中央医疗机构主要承担管理职责，地方医疗机构主要负责执行，二者共同构成官方医疗救助单位的主体，是唐朝疾疫防控的主力军。

　　中央医疗机构主要有太常寺下属的太医署、殿中省下属的尚药局、太子东宫下属的药藏局。太医署负责管理全国医疗卫生工作，同时为朝廷百官、京师禁军、宫人奴婢等提供医疗服务。

　　作为唐朝规模最大的医疗机构，太医署设有太医令（从七品下）2人、太医丞（从八品下）2人、医监（从八品下）4人、医正（从九品下）8人，加上医师、医工、药师等，共有编制员额341人。太医署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岁给药以防民疾”，《医疾令》中对此职责有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即“诸太医署每岁常合伤寒、时气、疟、痢、伤中金创之药，以备人之疾病者”。太医署要研发制造各类药品，以便在出现伤寒、时气、疟疾、痢疾等疫情时，能够迅速下拨医药物资，及时全面救治病患。

　　太医署之外，尚药局主要为皇帝诊疗服务，药藏局主要负责太子医疗事务。尚药局、药藏局服务对象虽较为单一明确，但同样负有处置疾疫职责。遇到突发疾疫时，尚药局、药藏局在太医署的统一调度下，亦可参与到疾疫防控工作中。

　　唐朝地方各州都设有官方医疗机构，主要工作人员为医学博士、医学助教、医学生。根据州内人口多寡，各州医务人员编制员额为12人至22人不等。《医疾令》规定各州医学博士、助教要为当地百姓和驻军提供各类医疗服务，“诸镇戍、防人以上有疾患者,州量遣医师救疗”。

　　在疾疫防控方面，《医疾令》明确各州“每年申省,下太常寺,量给伤寒、时气、疟痢、疮肿等药,贮库安置”，每年向尚书省提交疾疫防治药物需求报告，尚书省批准后下发太医署执行。太医署根据药物储备和各州具体情况，酌情下拨用于治疗伤寒、时气、疟痢等疾疫和常见病的药物，存放于各州药库。如果“诸州于当土所出,有药草堪疗疾者,量差杂职、防人,随时收采,豫合伤寒、时气、疟痢、疮肿等药。部内百姓有疾患者,随须给之。”各州当地特产药草能够治疗疾疫的，要派人及时采摘炮制，提前置备各类防疫药物，随时根据需要发放给罹患疾疫的百姓，减少从中央运送药物到地方的时间，提高救治效率。

　　《医疾令》规定，各州医疗机构中的医学生在学业期满后，亦可在医学博士、助教的指导下，参与疾疫防治，“学生习业早成,堪疗疾者,即于管内分番巡行,有疾患之处,随即救疗”。救治成效还要登记造册，计入本人档案，“效与无效,皆录为薄，年终考校”，年底统一进行考核。“频经无效者,斟量决罚”，医学生在治疗工作中出现失误、效果不佳者，根据情况进行相应处罚。

　　从这些法令规定中可以看出，唐朝的医疗机构既服务朝廷百官、京师百姓，也兼顾地方州县的医疗需求，其设置不仅比秦汉魏晋南北朝更为完善科学，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从而为在疫情爆发时提供及时的救助工作、采取高效的防疫治疫措施提供了组织保障和法令依据。

　　厉行防治法令

　　唐朝爆发疾疫时，朝廷采取的首要措施，一般是以皇帝下发临时性法令即诏敕的形式遣医送药，由太医署组建专业化医疗团队，赴疫区开展救治工作。毕竟相较于当时的地方州县，长安的医疗体系更为完备，太医署医官的医术更为精湛。只有朝廷直接调度疾疫防控，才能在疫情的最开始就迅速切断传染源。

　　唐太宗贞观十年，“关内、河东疾疫”，关内道、河东道发生疾疫。当时唐朝划分为十道，这次疾疫覆盖了全国20%以上的土地和人口。太宗忧心如焚，“命医赉药疗之”，下令派遣朝廷医官携带医疗物资，赴各州县医治感染百姓，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贞观十五年三月，泽州发生疾疫。第二年夏天，“谷、泾、徐、戴、虢五州疫”，谷州，泾州、徐州、戴州、虢州几乎同时发生大面积疾疫，“死人甚多”。太宗的主要举措仍然是“遣医就疗”，由中央朝廷统一派遣医官到地方组织医疗救治，同时颁布了“遣赐医药”的法令，即由地方官配合朝廷医官，免费向百姓发放医药物资，使病患得到最大程度的及时救治。在唐朝后来多次的疾疫防治中，都可以看到朝廷专业救援力量的身影。

　　在发挥官方救援队伍主导作用的同时，唐朝还充分调动民间医学力量的积极性。虽然唐朝的医疗机构无论是纵向与之前朝代相比，还是横向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比，都是先进的，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其医疗资源仍然严重不足。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当时长安地区每千人平均拥有医师仅0.33人至0.5人，地方州县更是大约每18000人至22000人才拥有医师一人。

　　在这样人口与医师比例极低情况下，民间“赤脚医生”的力量就迫切需要及时补充到官方医疗队伍中去。《医疾令》规定，“若医师不足,军人百姓内有解医术者，随便遣疗”，在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情况下，官方医疗机构人手力量不足时，可以从军队、百姓中抽调通晓医术之人参与官府组织的救治工作。

　　在疫情防控中，需要及时掩埋因感染疾疫去世的百姓遗体，防止疾疫蔓延。根据唐朝法令，对于因疾疫去世的病人，由官府统一掩埋或赐给棺木。唐高宗永淳元年六月，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发生疾疫，“死者枕藉于路”，高宗下发诏令，要求“所在官司埋瘗”。唐玄宗天宝元年三月，还专门颁布《埋瘗暴露骸骨敕》，要求各地官府对“家遭疾疫，因此致死”者统一收葬。唐代宗宝应元年，“杭越间疾疫颇甚”，苏杭吴越一带疾疫流行，甚至“户有死绝”，代宗下发《恤民敕》，“仍令州县埋瘗”。这些掩埋法令，几乎贯穿了从唐初到唐末全部时期。

　　疾疫的发生和防治，不仅是对医疗卫生体系的考验，更是对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唐朝在做好病患治疗的同时，还及时颁布一系列调拨粮食、蠲免赋税的法令，以保障疫区百姓基本生活，为经济生活恢复创造良好的依法治疫环境。唐文宗大和六年，“杭州八县灾疫”，文宗在紧急调拨七万石粮米赈济的同时，还下发减税诏令，“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已上者，与减一半本户税”。唐武宗开成五年，河北、河南、淮南、浙东、福建发生疾疫，朝廷“除其徭”。唐宣宗大中六年，江淮疾疫，朝廷下令在征收“两税”时，“量百姓疾疫处，各委逐州准分数于上供留州留使三色钱内均摊放免”。

　　除此之外，唐朝在疾疫防控中颁布的法令还有很多，比如设置单独医疗机构，对患病百姓进行隔离和集中治疗，很多寺院都被用来作为收容救治场所；朝廷出面开办具有慈善机构萌芽性质的病坊收治贫病百姓，鼓励民间自发的救助行为；指示各地宣讲《新修本草》等医书中的医学知识，推广《广济方》《广利方》等中医药方，大力打击巫术迷信等等。

　　靠着《唐律疏议》《唐六典》《医疾令》等对医疗机构职权的法律保障和在疫情防治中出台及时、落实有力的法令举措，唐朝虽然疾疫发生次数较多，但历次疫情范围均被严格控制在数个州之内，避免了向其他地区的蔓延，在289年中没有发生一起蔓延全国的疫情。

　　沉舟侧畔，千帆竞发而过；病树前头，万木葱茏而春。历史在给我们以深刻启迪的同时，亦昭示了充满希望的未来。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