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行政审判，大家都以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于1989年4月4日通过、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为起点。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和施行，也的确是人民法院正式开展行政审判工作的里程碑，它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一起构架成我国现代三大诉讼体系，为人民法院全面依法履行职能提供了法律支撑。行政审判工作开展10多年来，人民法院在举步唯艰的探索实践之中，依法解决了大量的行政争议纠纷，有效地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维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开展行政诉讼活动的时间不长，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诉讼的认识、理解、参与等与行政诉讼应有的法治要求和追求的法律价值还有较大的距离，导致行政诉讼中出现被告应诉、出庭、执行不顺畅和行政相对人不会诉、怕诉等现象。近一两年来，从国务院到地方的一些党委和政府从弘扬法治精神的高度，行文提倡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这既暗含着开展行政诉讼之难的一面，也渐显出开始解决行政诉讼之难的时代信息。

　　其实，我国的行政诉讼活动在清朝的乾隆时间就已开先河，早有翔实的史料可鉴。婺源县图书馆珍藏的清代《控毁婺坝案卷》，可能是我国保存得较完整的古代行政审判案例之一。该案卷从控诉、初审、会审、督办、执行5个环节全面反映了诉讼全貌，是我们今天鉴赏、研究清代行政审判制度、行政诉讼程序、行政审判效力的珍贵史料。现摘录并试析如下，且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供同仁探析。

　 《控毁婺源应虹坝案》

　　乾隆八年（1743），道人程喜请求募建婺城西关外石桥，县署批允。四乡募得资金五万七千缗（每缗合一千文），筑成桥墩数座，后停工未峻，“废石累累河旁”。乾隆二十二年（1757）九月城人王启、俞际昌等23人呈词县署要在原处建“应虹坝”（石碣）。时陈士元知县批“事非细微”、“而后酌夺也”。次年（1758）三月，县署易主，城人王应瑜（翰林院修编，时任宁夏知府）等45人呈词知县胡玉瑚，以“保障城色”、“实仍旧贯重修”为由，要求在原处修应虹坝，而免“地脉一伤”，造就“县治水口”。胡批“据呈具详”。县署偏向城人筑坝，城人亦暗始动筑坝。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汪口生员俞敬苍向县署呈《禀阻词》称：“徽郡六邑，山多田少，日食均赖江右，转运必由婺河。城恐舟楫不通，商旅未免里足，搬运不便，米价渐且高昂。且城以上东北二乡，半籍粮食生埋、半赖船水生涯……幸虽呈请而工未兴，事非遂而理止，恭际宪太父师，福曜降临，关通民虞。恳乞因天地自然之利，宏久安长治之规，预止建碣，通商便民。”知县胡玉瑚批：“查请建碣，原因保障一邑而设，而一人浮议，遂足当于公许耶？候察夺”。俞等呈词被胡知县以“一人浮议”撇之。同年十一月初一，东北乡汪澎、王有庆等13人联名作《吁府公呈），直向徽州府禀控：“婺源山隅、粮资江右、远通吴楚、并给歙休。上游东北两乡，河源数百十里，操舟荷担，数计万人。过客行商，日盈五岭，长河之便，生路攸关。今在城敛首数人，忽倡造西关大碣，藉未成之桥石，用断堑乎河流，巧以风水为题，捏称旧碣有址，上阻东北，下塞西南，今以现石壅河，实断生民命脉，?兹害切，虑启?r端，冒敢公吁，宪太宗大老爷俯念一水通流，迅赏钧檄，广开坝拱，俾得照旧通商”。徽州知府王淌湄批“西关河路，系民商船夕往来必由之道，何物敛首敢藉风水为由，倡议拦河造碣，而欲阻行舟，深属不法。仰婺源县速查禁止。如已私筑，即押拆疏通，抗违立提解究”。当年十二月初一日，城人王应瑜等44人再次呈词县署，要求筑坝，并私筑不止。同月初六日，东北乡汪澎等16人复致县衙、州府《公呈》，指责城人“殊胆抗违，工不停止，不思政果”。胡知县仅批“候详，宪察夺”。徽州王知府批：“地方水利、关系民生、仰婺源同前批一并查明，绘具该境河图，具细贴说，详候察夺”。同月初九日，县子民俞以万等致《控府词》，揭露城人胡兆奇等纠豪宦协县主“不顾批示，日加数百人，迸筑立成，而使商旅不通，千船无归，万民失业”的实事，哀号“宪天太老爷怜长河生路，亲临勘验，押拆疏通”。同月十六日，城人王应瑜等继以“金汤得以永固”，呈词修建应虹坝。乾隆二十四年（1759）二月初三日至二十三日，汪澎、船户俞花、李五富、老民汪喜、李成大、洪茂远、子民李细祖等呈文禀县，要求拆坝通船。此间，拆、筑之争数次反复。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休宁绅士黄兴礼，南安知州程家栋，镇南知州吴敦仁，茶陵知州戴保豫、常州府学教授戴兆复等29人作《吁府公呈》，致徽州正堂，以“此坝一增，为害甚大”叩阻筑坝。同月二十九日，徽州府正堂向婺源县下达一道“催牌”，令县衙速报“绘图贴说，毋再迟延”。同年三月初四日，歙县绅士江欢澜等20人也联名呈府词，要求“公吁押拆，恩饬疏通”。三月初八日，县衙收到徽州府发“风签”1座，十四日又收府发“火签”1座，二十三日再收府发“雷签”1座后，于第三天才由知县胡玉瑚书《详文》送府，禀报“应虹坝”官司全貌。三月二十九日，徽州知府王淌湄念“三邑民生”，“不便草率”，批文委歙、休二邑知县会同细加确勘，妥议察夺。五月八日，太子少傅安徽巡抚部院高“□”（代原件中一无法辨认的字）下发“??”文至徽州府：“…… 其事是否确实，该县是否筹办？合行??查，遂一确查明白，据实禀复，以凭察夺。切切特??。”六月十三日，休、歙、婺合呈《会勘详文》，具报了会勘时间，勘实境貌，造碣地点及规模，商楫情况，洪水灾情等实情，作结为“若拘于风水之说，筑坝阻塞，使上者不能下，下者不能上，于水利民生均有未便”。《会勘详文》最后提出“拟将新筑之坝中间拆卸二十丈，务使水势平缓，行舟楫、通商贩”的处理意见。城人王应瑜等不服，于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再呈词辩护，核心为“筑坝无妨舟楫也”。知府王淌湄批“姑候亲勘夺”。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知府王淌湄书亲勘后的《临勘告示》：“今本府亲临察勘，所筑之坝不特阻截往来行舟，而且堵塞汩泻之口，于地方民生大有妨碍，是坝一刻不拆，民刻受害，一寸不拆，民寸罗殃，候檄催速行拆卸”。同日，船民洪庆等面控：“讵蠹张公沛等，几遇上下行舟，四门泼秽，飞石碎船，伤人不能数计。匍叩宪天太老爷为贫民主赏查提究，通舟活命”。同月二十三日，知府将案情，府谕禀报安徽按察使司，得批：“仰候督（总督）抚（巡抚）二宪核示饬遵，仍候藩司（布政使司）巡道（太广道）批示。录报缴，绘图存”。

　　至此，应虹坝官司以民胜官而讼结。执行拆除又非易事。太广道、布政司、宫保尚书总督堂部，安徽巡抚部院等均签发类似“押令金行拆除”的批文，并要求将押拆情况逐级上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应虹坝停拆，汪澎等呈《催拆禀府词》，控张公沛、俞希闻等阻挠之情。知府批谕婺源知县押拆不力，而县令未引起重视。同月十八日，子民俞以万抱状告到两江总督堂部，一曰“石块仍堆在河心，难以行船”，二曰“张公沛等扬言要复筑”。同月二十六日，俞持同状又告到布政司，次日亦以同状告到按察使司。各衙以“牌文”“檄文”下批，支持拆坝，令报押拆情况。宁池太道官员携布政司、知府于同年十月初六日午刻到婺源县城，亲自升堂会审，亲临坝所审视。其见船只数百，诘问县主：“河若筑断，从何往来”？令将张公沛等责四十大板，枷号至坝拆毕日释放，并令知县将俞希闻所捐从九品官职报革。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应虹坝”全部拆清，河心片石不留，张公沛同日获释，俞希闻被斥革，收缴执照。

　 “应虹坝”官司，从呈《禀阻词》到拆清平息，历时一年又七个月，惊动县、州、道、布政司、两江总督、尚书总督，巡抚部院7道衙门。

　　读罢这个作为史料的古代行政审判案例，有六个方面的特点可以引发人们的思考。

　　一、民之告官，生计所迫。

　　案例中汪口生员俞敬苍初向县署呈《禀阻词》，示县府莫“偏向城人筑坝”，恳求县署“预止建碣，通商便民”，被知县以“一人浮议”而撇之。相隔6个月后，汪澎、王有庆等13人联系作《吁府公呈》，越级向徽州府禀控，理以“长河之便”是“生路攸关”，诉城人建碣是“实断生民命脉”。徽州知府善纳民意，善待民生，批示“拦河造碣，欲阻行舟，深属不法，仰婺源县令速查禁止。如已私筑，即押拆疏通，抗违立提解究。”但是，知县怠于履行职责，不阻不拆，暗许城人私筑不止，形成“日加数百人，建筑立成”之势。民为生计所迫，他们不得不正式向官府发出“宪天太老爷怜长河生路”哀号般的《控府词》，要求县令停建并拆坝通航。百姓为城建一碣之事而告官不止，正是他们所虑的碣一旦建成，就会“商旅不通，千船无归，万民失业”。一年之间，此碣拆、筑之诉反复不止，拆未成，筑难就。多亏曾任过婺源知县程家栋、吴敦全、戴保豫、戴兆复、黄光礼等29人联作《吁府公呈》及歙县名绅江欢澜等20人联名作《呈府词》，要求“公吁押拆，恩饬疏通”，徽州府正堂才向婺源县令下达了一道“催牌”，令县衙将应虹坝建造情况“绘图贴说，毋再迟延”。仅为一碣筑与拆，一年之内众多人群连告六状，才得府衙正式受理。那个时代民告官之难，可想而知。为生计所迫，又不得不告。由此可知，民一旦起意告官，肯定是官府之为碍于民生，民众生计官之不理，迫于生存才于无奈何之下与官府对簿公堂。且民依理据实而意告官府，往往存有不讨得公道不罢休的心态。

　　二、属地原则，府批县办。乾隆二十二年（1758）五月，汪口生员俞敬巷向县署初呈《禀阻词》被当地胡知县以“一人浮议”推置县衙之外后，当年十一月初一本县东北乡汪澎等13人联名作《吁府公呈》，以县衙暗许城人筑碣“实断生民命脉”之实，直接向徽州府“冒敢公吁”。徽州府知府王淌湄虽批“藉风水为由，倡仪拦河造碣，欲阻行舟，深属不法”，但未直接受状，而是转批“仰婺源县令速查禁止”。县衙未办州府批文，城人再呈文筑碣，故筑碣未止。汪澎等于同月初六日又分别致《公呈》于县、州两府，县府无音，州府王知府亲批：“仰婺源同前批一并查明。”《公呈》退回属地，仍无下文。三天后，县子民俞以万等正式致《控府词》，控告城人胡兆奇等“纠豪宦协县主”不顾州府批示，怂恿“一日加数百人”筑碣不止之实。次年二月二十四日，三地知州、府学和名绅，29人联名作《吁府公呈》致徽州正堂，徽州正堂仍于当月二十九日向婺源下达一道“催牌”。县府得“催牌”之后，时过7日不见作为，三月八日，县衙收到州府发来督办“风签”1座，十四日又收到州府“火签”1座，二十三日当收到州府“雷签”1座之后，知县才于三日后亲书《详文》，向徽州府正堂禀报“应虹坝”宦司全貌。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无论是从生员俞敬苍向县署呈《禀阻词》到汪澎13人联名向徽州府作《吁府公呈》，再到俞以万正式向县、州府致《控府词》并引发三地知州、两地名府学名绅等29人联作《吁府公呈》，还是从州府正堂批状，下达“催牌”，连发督办控府官司的“风”、“火”、“雷”三座“签文”来看，那时，官府受理民告官案件，一是有较明确的属地原则，二是上级官府批访批状而不与讼争两造直面公堂，三是先阅状督办而不是径行升堂问审。

　　三、平级会办，亲勘察夺。《控毁婺源应虹坝案》自州府正式督办后，还是体现了重事实，究实情，便民生，求效果，计久远那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父母官良知。徽州府正堂发出三座“签”而收到知县《详文》三日后，知府王淌湄虑“三邑民生”而“不便草率”，立即批文委托同府的休宁、歙县二邑知县会同赴实地“细加确勘，妥议察夺”。其间于当年五月八日，太子少傅安徽副院高□下发“??文”致徽州府，要求“合行??查，据实禀复”。“??文”的核心也是“以究实情，以凭察夺”。到六月十三日，休、歙、婺三邑终呈《会勘详文》，作出“若拘于风水之说，筑坝阻塞，使上者不能下，下者不能上，于水利民生均有未便”的会勘结论。同时在《会勘详文》的最后，还禀明了“拟将新筑之坝中间拆卸二十丈，务使水势平缓，行舟楫，通商贩”的处理意见。平级会办，实情已查清，察夺已明确，不能以一方风水而致三邑“水利民生均有未便”，必须拆坝以利行舟通商，体现了官府理该场民告官官司既以会办查明实事，又以便民生、计久远来公正察夺。但是城人王应喻等人无视乡民，不服会勘处理意见，于同月二十八日向州府以“筑坝无妨舟楫”为核心呈词辩护。王淌湄知府不敢置民生、实情于外，即批“姑候亲勘夺”。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初三，知府躬勘后亲书《临勘告示》：“是坝一刻不拆，民则受害，一寸不拆，民寸罗殃。候檄催速行拆卸。”但就在同日的上下行舟，均遭城人“四门泼秽，飞石碎船，伤人不能数计。”民告官之讼，虽有明断，但在那个时代也存在“执行难”。故同月二十三日，知府只得将该案案情和府谕上报安徽按察使司，得批：“仰候督、抚二宪核示饬遵。仍候藩司、巡道批示。录报缴、绘图存”。案虽未结，但古代官员理事时的顾民生、求公允、防偏袒之心，已昭然可见。

　　四、类似处访，责下纠错。该案例从州府批文看，对民众状告下属官府施政不顾民生之讼，既不直接受状问案，也不就状提级问审，而是直接依状批示，寄望下属据状纠错，并上报理状结果。对一状之事复告的，仍以复批督办的形式处理。告得急、告得频，即上级官府对下属官府督办得亦急亦频。这种做法，与现今办理人民来信来访相类似。这可想而知，在当时并没有民告官这一特有的诉讼程序。

　　五、会审押拆，案结事了。应虹坝案，民告官胜诉了，但在执行过程中却连惊按察使司、太广道、布政司、宫保尚书总督堂部、巡抚部院数道衙门，引发子民俞以万以“石块仍堆在河心难以行船”、“张沛公等扬言要复筑”为由，而抱状告到两江总督堂部和布政司。按察使司堂部要求拆坝，获各级均签发“押令全行拆除”之类的批文、牌文和檄文，支持拆坝。由于婺源知县对知府的批谕押拆不力，张公沛、俞希闻又大肆阻挠拆坝，宁池太道官员只得于乾隆十月初六日午刻亲临婺源县衙升堂。道、州、县三堂会审后，又亲临“应虹坝”灾地勘视。太道官员所见拆之未尽的河中，船只数百、上下不通，即诘问县主：“河若筑断，从何往来？”立令当众责张公沛等四十大板后，枷号至坝拆毕日释放，并令婺源知县将俞希闻所捐九品官职报革。次月十七日，“应虹坝”全部拆清，河心片石不留，张公沛同日获释，俞希闻被斥革并收缴执照。这可以看出，古代官府一旦作出定夺之后，执行起来还是很认真、很注重维护裁判权威和社会效果的。

　　六、了结讼争，时空冗长。应虹坝纠纷初起缘于乾隆八年（1743）的县署批允造桥。因故停工而致“废石累累河旁”；14年后城人复呈词县署要在原处建坝，被当时知县陈士元以“事非细微，而后酌夺”压下未允；1758年3月，县署易主，城人又呈词县署重筑应虹坝，胡知县批“据呈具详”，暗许城人筑坝。之后便发生了俞敬苍等人告县署暗许城人筑坝这一“断生民命脉”的一系列“官民之争”，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一月十七日，才经“三堂会审”，最终使应虹坝“全部拆清，河心片石不留”而圆满了结。从纠纷初起，到停建，复筑、告状、勘察、督办、会审、执行了结，历时16年之长，历遍县、州、道、总督衙门，时空之冗长，讼道艰辛，显而见之。

　　俞敬苍发起的状告婺源县署暗许城人修筑“应虹坝”断民生命脉一案，从初呈、复告、联告、批文、督办、会勘、亲勘、会审、执行、处罚历经一年又七个月的系列过程中，不难发现古代的民告官之诉，无论是从告到理还是从审到执，都好似“蜀道”一条，除了难还是难。民欲告官，往往是不得以而为之。也正因为250年前的俞敬苍等不畏“冒敢公吁”的举动和当时徽州知府等有关乎民情，关注民生，谋虑久远的良知，才有今日婺源县城星江河水路九曲宛蜒、缓急有致，全程通畅的胜景，才被当年电影《闪闪的红星》剧组的艺术家们选为“小小竹排江中游”的外景拍摄地。

　　读罢这个古代案例，结合现在行政审判实践，或许还有更多的感受或启示。笔者由于水平所限，远不及对该案例予以更多更精彩的评析，故到此打住，留给更多的读者去品味、去研析。

作者单位：江西省婺源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