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利用周恩来别名“伍豪”策划离间计
2010-12-20 09:54:55 | 来源:中新网-沈阳日报
  1932年2月20、21日两天,上海发行量最大的三家报纸——《申报》、《时事新报》、《时报》,连续在显著的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了一则启事,内容蹊跷而诡异,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刊登启事者为张冲,国民党最大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这则启事,实为离间之计。

  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在显著的位置,刊出了一条醒目的《寻人启事》。被寻者名叫“伍豪”,启事要求他于一个月之后,在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寻人者黄毅见面,原因是:家有要事相商。

  谁也没有想到,这貌似寻常的一则寻人启事,在不久之后,突然翻开了中国历史上,振奋人心的一页。

  这则“寻找伍豪”的启事,看起来似曾相识,估计来者不善。可以推断,这一则启事,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之手。因为早在4年前,负责“反共剿共”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为了达到把共产党赶尽杀绝的目的,就曾经在同样的报纸同样的位置,使用相同的手段,炮制过一则所谓的“伍豪启事”。

  1932年2月20日和21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多家报纸,连续2天,在显著的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以伍豪的名义,宣称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启事一经刊出,立刻引起不小的震动。

  就在第一份启事见报不久,中共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在江西瑞金,针对伍豪脱党的谣言发布了一个布告。

  那么,伍豪是谁呢?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介绍:1919年,我的伯父从日本回来,参加五四运动的时候,在天津很多的那些大学生一起参加革命,参加五四运动,成立了一个觉悟社,要追求一些新意嘛,就是不用原来的名字了,我们就用编号来叫名字算了,就大家抓阄,抓50个阄,抓到谁就是用这个谐音来起名字,我伯伯他抓的是第五号,所以就叫“伍豪”。

  国民党特务,为什么要利用伍豪造谣中伤呢?原来,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据点。

  国民党特务大喜过望,正当他们准备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然后邀功请赏之时,谁料,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电报,并连夜递出了情报。周恩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果断地全部转移,于是顾顺章就完全扑空了。

  国民党特务失败后,很不甘心,他们又策划出一离间计,用周恩来别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一些报纸上刊登了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那么,4年之后,在同样的报纸,同样的位置,以相同的口气,刊登出“寻找伍豪”的启事,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又是国民党特务的杰作。那么,这一次故伎重演,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恰如中共领导人所料,这则“寻人启事”,正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之手。其策划人即是启事落款人黄毅,真名叫张冲,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其实,4年前,刊登“伍豪启事”的国民党特务,正是此人。当年,张冲带领国民党特务前来抓捕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使中共中央险遭灭顶之灾。搜捕失败后,张冲受命炮制了“伍豪启事”。

  张冲孙子张俭若介绍: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共实际上是顾顺章事件的延续。

  但是,今非昔比,4年后,张冲如法炮制的这则寻人启事,却另有玄机。实际上,这则寻人启事,是他奉蒋介石之命,放出的一只探测性气球。

  那么,蒋介石到底要试探什么呢?

  张冲受命放出的这只试探气球,目的是主动议和,所图的是联合抗日的大计。1935年8月1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正式发表,呼吁停止内战,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天晚上,张冲属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听到了这一宣言,张冲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

  此时,在蒋介石的眼里,被赶到陕北的共产党,已没有力量与他全面抗争。凭着他以往收编地方军阀势力的经验,他认为让共产党归顺到自己旗下的时机已经到了。

  但是,几乎被他赶尽杀绝的共产党人,都转移到了地下,这个时候,纵使蒋介石想议和,令他苦恼的是,对手被自己逼得已不知去了何处。因此,他立即指示陈立夫,负责寻找共产党。

  当时的陈立夫急于求成,知道周恩来的化名叫伍豪,就叫张冲在报上尝试着寻找周恩来。

  寻人启事刊登后,张冲派人在约定时间地点,昼夜守候在这家饭店里。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共产党没有任何消息。

  周恩来虽未出现,但实际上,中共随即用公开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向全国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两个月后,香港《生活日报》又刊登出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的人由伍豪变成了“叔安”。“叔安”,潘汉年的化名,当时在香港全面主持中共情报工作;刊登启事者黄毅,还是张冲化名。

  这一次,张冲是否能如愿,与中国共产党接上头呢?

  潘汉年,化名叔安,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潘汉年调到中央特科工作,随后又成为中央特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

  当天下午,潘汉年悄然来到香港九龙酒店,和张冲见了面。

  那么,潘汉年是如何知道张冲的暗号,张冲又如何知道化名“叔安”的潘汉年,在香港等他呢?

  1935年,是中国局势发生巨变的一年。日本侵略者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日本不断膨胀的侵略野心,严重地影响到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于是,举兵抗日已是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

  1936年初,国民党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返回苏联后,就奉蒋介石的命令,找到共产国际,希望面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国共两党反目成仇已近10年,中共代表拒绝了他。

  邓文仪自然不甘罢休。后来他找来说客,最终中共代表奉命按照谈判规格,派正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的潘汉年,与邓文仪进行了初次接触。首次接触,双方就在联合抗日的问题上一拍即合。他们约定,择日继续谈判。

  但第二天,情况突然发生变化。邓文仪通知潘汉年,他临时接到任务要去欧洲。临行前,邓文仪又突然告诉中共代表,欢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谈判。为保证谈判的安全性和隐秘性,邓文仪建议潘汉年回国时可先到香港。

  张冲孙子张俭若介绍:邓文仪告诉潘汉年,他到香港以后,报纸上会有人来寻找叔安,落款人是黄毅。

  潘汉年与张冲,这两位在隐秘战线上曾激烈交锋的对手,带着各自的使命,跨越千山万水,历经数月,终于在东方明珠香港见面了。

  1936年8月9日,潘汉年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会谈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潘汉年。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中共“反蒋抗日”的总方针及时地改为“逼蒋抗日”。

  就在国共代表初步会谈,中共开始调整对国民党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应命随驾以备咨询的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也被扣押于西安西京招待所,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也一时失去了联络。

  蒋介石被扣押后,张学良、杨虎城马上电告全国,陈述了捉蒋原因,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政治主张。

  张学良原以为,扣押了蒋介石以后,即可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蒋介石拒绝对八项主张作出任何的妥协。这个问题使张学良一筹莫展。

  危机四伏的中国,暗流涌动,稍有不慎,中国就可能被推向万丈深渊而迅速灭亡。几天下来,张学良一次次地来到蒋介石的住处,竭尽所能,希望蒋介石作出承诺,但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获悉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火速派代表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代表的到来,让大多数人看到了希望,但是唯独蒋介石依然暴躁异常,并做好了死的准备。

  12月22日,宋美龄抵达西安,使西安事变的解决,又一次出现了新的转机,南京代表开始了与张学良、周恩来等人的谈判。

  12月24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十年后,两人第一次见面。

  谈判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及拥护蒋介石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基本立场,宋美龄也代表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的承诺。

  1936年12月25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周恩来再次见到蒋介石。这次,蒋介石终于同意抗日,也同意不再打共产党。就是这句话,使得张学良断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返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然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序幕并没有就此揭开,国家的前途仍然布满阴霾。
责任编辑:韩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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