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辛巴杜进行了一项实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停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纽约布朗克斯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辆，他把车牌摘掉，把顶棚打开，结果当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尔托的那一辆，一个星期也无人理睬。后来，辛巴杜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呢，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后来，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依托这项试验，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

　　“破窗理论”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典范。这一理论告诉我们，“破窗”，看似平淡无奇，实为道理深奥。两辆同样的车，为什么一辆被偷，一辆却安然无恙？首先是环境因素。很明显，被偷的那辆车是停在“杂乱”街区的。其次是主体因素。被偷的是摘了牌照、打开天窗的，即使停在好地方的好车，只要砸破车窗玻璃，也照样被偷。第三是心理因素。“破窗”给偷窃者的第一反应是“反正是破车，你不要我要，偷了也没事”，产生侥幸心理。第四是行为因素。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未得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

　　一座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时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而没有被及时清除，墙上很快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干净整洁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乱扔垃圾，但在满地垃圾的地方，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再扔垃圾——这就是著名的“破窗效应”。

　　“破窗效应”对我们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要求，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加大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纪检工作也应如此，一方面教育警示法院干警“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要以为贪点小利没啥问题，另一方面查办违法违纪案件“抓大不放小”，筑起法院干警廉洁自律的高压线。把这一理论引用到反腐倡廉工作中来，给我们以莫大的启示：

　　任何腐败行为都应是不可容忍的。或许孤立地看待个别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错误行为，会认为一些轻微的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从同情的角度可以给这些党员干部法外开恩。但是，如果联系地看问题，会发现这种“宽容”势必会产生不好的导向作用，因为党纪国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被破坏了。就像窗户纸被捅破一样，既然它已有一个洞，就不怕再有第二个、第三个直至第N个；既然党纪国法可以“例外”一次，就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到最后纪律法律形同虚设。我们经常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蚁穴到溃堤不但是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不利因素从产生到壮大，像滚雪球一样，恶性循环、加倍积累的过程。

　　任何腐败行为都要及早处置。平日里可以用破窗效应解释的生活现象比比皆是，如在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一些卫生死角经常贴满了“牛皮癣”广告，如果有人及时清除，相信这些广告最终会自动消失，因为它的存在没有市场。反腐败也是一样，如果腐败行为发生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处置，就会对其他人起到暗示和示范效应，就会有更多的人敢于违纪违法，最终导致腐败像病毒一样四处扩散、泛滥成灾。所以，对腐败行为不能观望、不能等待，要快速反应、及早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要错过惩治腐败、以儆效尤的最佳时机。

　　及时补救，把“破窗”的影响减到最少。第一块窗玻璃被打破后没有及时补救，也没有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结果导致了第二块窗玻璃被打破，问题发生扩大与升级。从“破窗理论”可以看出，“破窗”现象的重复发生，有一个从偶然到必然的演变过程。从“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犹疑观望，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盲目自信，及至深陷囹圄，已是“船到江心补漏迟”。有效阻止“破窗”现象的重复发生，必须要彻底打消侥幸心理，及时修补好第一块被打破的玻璃，不讳疾忌医，自觉接受监督批评。进而进一步加大预防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协同监督机制的功能与作用，综合效能监察、专业监管、纪检监察的监督职能，对各项制度、标准的执行情况加强全过程监督检查，对一些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早打招呼，早作防范，建立、完善以“全覆盖、高标准”为目标的风险监控预案，并以“不折不扣、全面到位”为执行准则，确保对可能影响到f法院党风廉政安全的各类因素做到可控、在控、能控，防止重复“破窗”现象发生。

（作者单位：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